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和軟財富戰(zhàn)略創(chuàng)始人、著名經濟學家滕泰先生力作。滕泰曾應兩屆總理邀請“問策中南海”，在李克強總理經濟形勢座談會作了《從供給側改革，全面降低企業(yè)成本，開啟新增長周期》的匯報。深入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概念及內涵的原理性簡明讀本。全面闡述“新供給經濟學”的理論主張，精準解讀供給側改革的本質。透析中國經濟下行的主要矛盾、經濟增長的真正源泉，提出富國強民的頂層戰(zhàn)略。劉吉、范必、華生、徐林、巴曙松等聯(lián)合推薦。
本書簡介：
《供給側的覺醒》是著名經濟學家、新供給主義經濟學領軍人物滕泰關于供給側理論的原理性著作。書中介紹了中國在過去幾十年從“需求側”出發(fā)取得的經濟成果，以及隨之而來的弊端和困境。作者系統(tǒng)介紹了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理論，結合世界歷史發(fā)展，從貿易、金融、戰(zhàn)爭、人口、制度、科技創(chuàng)新爭全新的視角，講述供給側改革給國家、企業(yè)、個人在財富觀和財富戰(zhàn)略上帶來覺醒。
《供給側的覺醒》是滕泰先生關于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原理性簡明讀本，亦可作為深入全面理解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這一全新概念的輔助讀物。本書由中歐商學院名譽院長劉吉、國務院研究室巡視員范必、著名經濟學家華生、國家發(fā)展與改革委員會規(guī)劃司司長徐林、著名經濟學家巴曙松聯(lián)袂推薦。
作者簡介：
滕泰，著名經濟學家，萬博兄弟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新供給主義經濟學領軍人物。畢業(yè)于復旦大學和上海社科院，獲經濟學博士學位。美國沃頓商學院訪問學者，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MBA導師，中國人民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兼職教授。曾任中國銀河證券董事總經理，研究所所長。曾任民生證券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 作為新供給主義經濟學領軍人物、著名經濟學家，滕泰先生曾應兩屆總理邀請“問策中南海”，并在2015年11月9日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的經濟形勢座談會上作了《從供給側改革，全面降低企業(yè)成本，開啟新增長周期》的匯報。11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首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翌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強調“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
本書為滕泰先生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原理性著作，亦可作為深入全面理解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這一全新概念的輔助讀本。
目錄：
第一篇
新供給周期理論
看懂中國經濟
第1章中國的挑戰(zhàn)與機遇
多周期疊加／003
存貨高峰與產能供給過剩／003
房地產庫存過大造成地產投資下滑／004
設備投資周期與產能供給過剩／004
證券市場的“負財富效應”／005
“錢荒”影響及降息政策“時滯效應”／006
三大投資增速連續(xù)下滑，放大經濟下行壓力／008
長期動力與“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zhàn)／008
長期增長動力是否衰退／008第一篇
新供給周期理論
看懂中國經濟
第1章中國的挑戰(zhàn)與機遇
多周期疊加／003
存貨高峰與產能供給過剩／003
房地產庫存過大造成地產投資下滑／004
設備投資周期與產能供給過剩／004
證券市場的“負財富效應”／005
“錢荒”影響及降息政策“時滯效應”／006
三大投資增速連續(xù)下滑，放大經濟下行壓力／008
長期動力與“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zhàn)／008
長期增長動力是否衰退／008
能否跨過“中等收入陷阱”／009
第2章如何戰(zhàn)勝經濟周期
尋找周期答案／012
周期的本質：需求側vs.供給側／012
財富分配不公與商品供給過剩／013
凱恩斯主義與中國經濟：由折騰到放棄／014
新供給長周期／017
其他財富周期理論／020
金融伸縮周期與美國經濟／021
金融伸縮—日本／023
金融伸縮對中國經濟周期的影響／023
供給側的財富周期／024
氣候和物種變化與生態(tài)財富周期／025
周期性的土地和糧食危機／026
技術革命周期／028
人口與資源投入周期／029
硬財富的周期性供給過剩／031
分工和制度演變對財富周期的影響／031
從需求管理到供給管理／033
新供給主義周期理論看懂中國／035
第二篇
供給側的財富源泉
第3章人口與人力資本戰(zhàn)略
財富增長的三個歷史規(guī)律／043
財富革命出現(xiàn)在人口價值受到懷疑時／043
財富膨脹比人口膨脹滯后五十年到一百年／044
經濟越落后，財富增長越依賴人口增長／045
從人口控制到人口紅利的衰退／046
人口是財富的源泉／048
消費者還是生產者？—人口的兩重性／048
人口控制的不同選擇／049
軟財富時代的人口價值／050
人口遷徙與財富增長／051
從森林走向平原／051
墾荒與移民／051
奴隸貿易與財富創(chuàng)造／052
勞工替代奴隸／053
移民新趨勢與財富流向／054
城鄉(xiāng)人口流動對經濟的影響／054
鼓勵還是限制城鄉(xiāng)人口流動／054
從“絕對剩余勞動力”到“相對剩余勞動力”／055
移民三定律和財富效應／057
人口遷徙三定律／057
遷入地財富增加／057
遷入地的資源和就業(yè)壓力／059
遷出地財富削弱／060
從人口戰(zhàn)略到人力資本戰(zhàn)略／062
第4章制度創(chuàng)新是財富的源泉
產權制度的財富活力／066
土地產權的財富創(chuàng)造效率／066
促進硬財富的產權結構／067
軟財富時代的產權分解／068
公共與私有／069
增長與公平／072
產權剛性與財富擴張力／073
文化制度的財富活力／075
如何建立適應軟財富時代的文化體制／075
優(yōu)化組織方式，發(fā)掘財富活力／076
自由經濟制度與市場失靈／076
計劃經濟體制與政府失靈／077
分工和資源配置的效率／077
如何形成最有財富創(chuàng)造力的制度／078
穩(wěn)定的社會契約／078
市場化的漸進式改革／080
環(huán)境與文化的影響／082
中國財富增長的制度創(chuàng)新潛力／084
生態(tài)財富的制度選擇／084
硬財富和軟財富創(chuàng)造的產權制度潛力／084
經濟轉型過程中的政府角色／085
以人為本的科教文衛(wèi)體制／088
第5章新供給形成：技術創(chuàng)新優(yōu)化資源組合
科技提升資源價值／090
農牧業(yè)技術與生態(tài)資源組合／092
農業(yè)技術與大河沖積平原／092
游牧業(yè)技術與山地、草原／093
生態(tài)環(huán)境依賴與“自給自足”／094
農、牧業(yè)對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破壞／095
硬財富突破生態(tài)約束／096
突破地球表層土壤生態(tài)約束／096
硬財富對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破壞／098
技術進步能否突破硬財富的資源約束／099
軟財富突破硬資源約束／100
中國突破“中等收入陷阱”／102
制造業(yè)升級進行時／102
服務業(yè)的空間／103
軟財富戰(zhàn)略／105
第三篇
供給側的財富覺醒
第6章供給側的財富分配定律
生態(tài)財富分配規(guī)律／109
從占有人口到占有土地／109
黃宗羲定律／111
硬財富崛起／112
英國崛起并非偶然／112
德國憑什么起飛／113
前蘇聯(lián)的捷徑／114
日本只有人口優(yōu)勢嗎？／115
上帝為美國做了精心準備／117
法國的幸運指數(shù)／118
硬財富分配定律／119
資本的財富支配／119
技術和管理的財富索取權／119
從新供給形成的核心資源到供給擴張中的稀缺資源／121
硬財富供給追逐勞動力大軍／122
市場成為財富磁場／123
軟財富分配定律／124
不同時代的財富分配全景圖／126
第7章財富觀念的覺醒
告別陳舊的財富觀／128
忘記財富自然論／128
告別農業(yè)財富觀／129
拋棄硬財富觀的約束／133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136
財富創(chuàng)造三層次／136
越接近生產一線，財富效應越小／137
資源探索者擁有金礦／137
軟財富創(chuàng)造者最富有／138
軟財富戰(zhàn)略／140
中國硬財富vs.美國軟財富／140
普通商品vs.軟財富／141
軟財富的擴張／144
第8章軟財富的定價之錨
牛頓時代的過時理論／147
傳統(tǒng)定價理論的實踐困境／149
絕對價值還是相對價值／149
客觀價值還是主觀價值／150
“粒子”特性與“波”的特性／150
無法確定的供求關系／150
無法確定的投入產出結構／151
不確定的價值變化邏輯／152
軟價值論／152
哲學和認識論基礎／152
軟價值取決于群體性認知／154
軟價值取決于所在參照系／154
軟價值不是一個點，而是一個“域”／155
第四篇
財富的跨國
流動路線圖
第9章貿易優(yōu)勢聚集財富
三條古商路造就財富名城／159
絲綢之路上的金銀財寶／160
京杭運河沿線的富裕城鎮(zhèn)／160
昔日歐洲的財富聚集地／161
三大古商路的興衰與財富轉移／162
財富中心轉移／164
當遠洋船隊取代馬車和駱駝／164
鐵路運輸與大陸國家的崛起／165
電子商務與貿易新貴／168
貿易在財富創(chuàng)造中的作用／170
生態(tài)財富時代：貿易減少分工，創(chuàng)造財富／170
硬財富時代：貿易促進分工，創(chuàng)造財富／171
貿易與促進分工／173
貿易政策主導國家財富／175
開放還是保護／175
那些高唱自由貿易贊歌的家伙都曾是貿易保護主義的先驅／177
貿易體制和政策的衍生財富效應／180
第10章金融優(yōu)勢的“雙刃劍”
金融與大國興衰／183
金融擴張與西班牙的財富漏出／183
人口不足百萬的荷蘭何以成為富國／184
英鎊本位與英國實力擴張／185
當海外資產脫離英國金融控制／186
日本的“金融優(yōu)勢”／187
金融優(yōu)勢是一把“雙刃劍”／188
金融資產是不是財富／189
貨幣軟財富／190
虛擬資產非虛幻／191
實體經濟的“波長”／192
創(chuàng)造貨幣不是銀行的專利／193
富人的專利／193
從私人銀行到國家銀行／194
貨幣自發(fā)地出現(xiàn)？／196
金融的財富創(chuàng)造效應和分配效應／198
金融因何而生？／198
黃金、白銀主導的財富分配／199
信用貨幣主導的財富再分配／202
其他金融軟財富的財富分配效應／204
國際貨幣發(fā)行權／206
國際貨幣發(fā)行者的巨大利益／206
美元英鎊之戰(zhàn)／207
來之不易的歐元／209
人民幣能否走向世界／213
金融主導權／217
金融主導權的利益／217
美國金融制度推廣模式／218
國際金融發(fā)言權與國內政策獨立性／219
匯率變化的主導者與接受者／221
沒有人民幣，世界經濟將踟躕不前／225
附錄1新供給主義宣言／227
附錄2新供給主義經濟學
—基于中國改革實踐的經濟學理論創(chuàng)新／236
參考文獻／267前言引言
供給側改革，從財富原點出發(fā)
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后的某一階段，幾乎在一夜之間，各界人士都知道了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仿佛都弄懂了宏觀調控，把這些需求側管理的手段當成宏觀經濟學的全引言
供給側改革，從財富原點出發(fā)
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后的某一階段，幾乎在一夜之間，各界人士都知道了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仿佛都弄懂了宏觀調控，把這些需求側管理的手段當成宏觀經濟學的全部，越來越少思考財富的源泉、財富的流動和公平分配等問題。面對“一腳剎車，一腳油門”的現(xiàn)象，面對忽略五大財富源泉的供給潛力、供給結構、供給效率，忽視要素貢獻、要素報酬與財富公平分配等誤區(qū)，我們不得不從供給側回到財富的原點，致力于圍繞五大財富源泉開展相關研究探索。
從經濟學思想史的角度看，早在1776年，亞當·斯密發(fā)表的《國富論》中就從勞動的供給質量和勞動力的供給數(shù)量角度分析了制度和社會分工對生產力的促進作用。之后，熊彼特以“創(chuàng)新理論”解釋經濟增長過程，認為生產技術的革新是驅動經濟螺旋式發(fā)展的核心力量，認為技術和制度的破壞性創(chuàng)新（Detruptiveinnovation）才是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庫茲涅茨則更多地從投入產出角度分析經濟增長，并將經濟長期增長要素歸納為人口增長、生產效率提升、經濟結構升級、社會結構轉變等。上述理論無一例外地從“供給”的角度解釋經濟增長并提出各自的政策主張。中國經濟過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是上述三種經濟增長理論的綜合體現(xiàn)：20世紀80年代的制度改革開啟了中國經濟的“斯密增長”模式主導的時代，而20世紀90年代以后持續(xù)的人力、資源、資本、技術投入換來了“庫茲涅茨增長”為特征，兼具“熊彼特增長”的時期。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還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逐步適應與改革中，宏觀管理的思路更多是計劃性的，以各種規(guī)劃、計劃、產業(yè)政策作為宏觀經濟管理的主要手段。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凱恩斯主義的宏觀調控接替了政府的計劃之手，順理成章地成為中國宏觀經濟管理的主要手段，而且影響越來越大。
中國第一次系統(tǒng)的需求管理政策始于1993年到1996年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適度從緊”。在之后的二十年里，中國經濟處于高速增長期，宏觀總需求之手頻繁出擊，然而非但沒有熨平周期，反而放大了中國經濟的顛簸；不但沒有拉長周期，反而使經濟周期越來越短。不僅如此，每一輪“油門”踩下后，都遺留下大量的過剩產能、銀行不良資產、地方政府債務；每一腳“剎車”踩下去，都造成高利貸泛濫、中小企業(yè)大批倒閉、股市暴跌。進一步講，每當經濟政策著眼于總需求和短周期管理，就難免造成對供給面和經濟深層次改革的忽視。
2010年一季度以來，由于各種原因，中國經濟事實上經歷了兩次貨幣政策緊縮：一次是2010年至2011年為了控物價、控房價的雙緊政策；一次是2013年“錢荒”以后企業(yè)實際融資成本迅速攀升。而與此同時美國、歐洲、日本連續(xù)執(zhí)行貨幣量化寬松政策，結果美國逐步走出危機、反彈復蘇，而中國經濟卻連續(xù)五年下行。
當我們沿著總需求路線“踩剎車，踩油門”的效果遞減后，同時，如果換個角度來看看“發(fā)動機”，從供給面，從財富源泉分析中國長期經濟增長，就會別有一番天地。
2012年11月，我發(fā)表了《新供給主義宣言》，提出了“淡化總需求管理，從供給側推動改革”的基本主張，提出了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從供給側出發(fā)的各項改革主張。2013年以來又發(fā)表了十多篇文章呼吁從供給側發(fā)力重啟改革。與此同時，其他學者也開始在不同場合呼吁，更多從供給面去管理中國經濟。2015年11月9日，我應邀參加了李克強總理召開的國務院經濟形勢分析會，并做了《從供給側改革，全面降低企業(yè)運行成本，開啟增長新周期》的書面和口頭匯報。11月10日，習近平主席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11月11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也提出“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11月19日，國務院發(fā)布《關于積極發(fā)揮新消費引領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的指導意見》，政界學界開始密切關注“供給側改革”，且熱度不斷升溫。之后在短短兩個月的時間里，作為黨中央和國務院深謀遠慮的戰(zhàn)略性正確選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被總書記、總理在多個場合多次提起，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其為適應新形勢的主動選擇和必然選擇，中國掀起了一場“供給側覺醒”的浪潮。
“供給側”聽起來也許陌生，其實就是生產側，就是財富的源泉以及財富生產、創(chuàng)造、流動與分配的規(guī)律。我在2009年《財富的覺醒》一書中，主要從財富的源泉形態(tài)演化、分配規(guī)律、國家財富的增長戰(zhàn)略和軟財富觀等方面，探討了百年財富繁榮的種種規(guī)律，以求從國家、企業(yè)、個人等不同層面在財富觀和財富戰(zhàn)略上帶來覺醒。本書作為《財富的覺醒》一書基礎上的延伸，更重要的是闡明了“供給側覺醒”必須回到財富原點的思想。只有回歸到財富創(chuàng)造源泉這個最基本問題，把眼光從“剎車、油門”轉向“發(fā)動機”才能真正深刻把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具體方向。
本書首先分析了中國經濟面臨的多周期疊加、三大投資增速斷崖式下滑、長期動力不足和“中等收入陷阱”等嚴峻挑戰(zhàn)，從經濟周期的運行規(guī)律入手，結合新供給主義經濟周期理論，分析中國經濟下行的主要矛盾和經濟增長的真正源泉。第二篇，供給側的財富源泉，從人口、制度、技術創(chuàng)新等生產要素出發(fā)，探索了財富源泉對于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和影響方式。第三篇，著重對比了生態(tài)財富、硬財富和軟財富時代財富創(chuàng)造與分配的規(guī)律，并針對正在到來的軟財富時代，提出了國家、企業(yè)和家庭的應對之策。最后一篇，在全球財富視角下，探討了貿易戰(zhàn)略、金融戰(zhàn)略對于財富跨國流動過程中發(fā)揮的重要作用。
總之，供給就是財富的創(chuàng)造與生產，供給側的覺醒，本質上就是回到財富的原點，從財富的源泉、財富的形態(tài)、財富的創(chuàng)造規(guī)律、價值規(guī)律、分配和流動規(guī)律出發(fā)，找回經濟增長的動力、經濟均衡的規(guī)律以及國富民強的戰(zhàn)略。
新供給主義認為，農業(yè)生態(tài)財富的源泉受制于地球表層生態(tài)環(huán)境、動植物生長規(guī)律、人們的生理需求等約束，其增長前景是有限的；同時認為工業(yè)硬財富源泉因為受到地球非生態(tài)資源和人們的需求限制，其增長前景也是有限的；只有知識產品、信息產品、文化產品、金融產品及服務為代表的軟財富增長空間是無限的。在農業(yè)生態(tài)財富和工業(yè)硬財富的領域，無視供給和需求約束，盲目擴張生產必然造成產能過剩、資源浪費、環(huán)境不可持續(xù)等問題，只有大力發(fā)展軟財富，增加新供給，才能不斷優(yōu)化供給結構、創(chuàng)造新需求，引導經濟進入供給、就業(yè)、需求、創(chuàng)新互相促進、不斷優(yōu)化的良性循環(huán)。
未來的新供給和新需求在什么地方？在五大“軟財富”領域，即知識財富、信息財富、文化財富、金融財富以及其他的社會服務業(yè)。為什么是軟財富？這五大軟產業(yè)的財富源泉不是地球資源，辦教育也好，拍電影也好，雖消耗很少的地球資源，但是主要的財富源泉是人類的思維和人類的活動，這代表了未來發(fā)展方向。這五大軟財富領域在美國經濟中占79%，而在中國只占49%，差30個百分點，這就是我們的未來。
對那些硬財富的制造業(yè)怎么辦？要通過轉型升級，在傳統(tǒng)硬財富制造業(yè)上培育更多的軟價值。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保持經濟持續(xù)發(fā)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更新供給結構，大力發(fā)展知識產業(yè)、信息產業(yè)、文化產業(yè)、金融產業(yè)及其他社會服務業(yè)等軟財富行業(yè)，同時在傳統(tǒng)硬財富制造業(yè)上培育更多的軟價值。正如全世界的人都吃著農民種的糧食，而幾乎全世界的農業(yè)都是被補貼的對象一樣，未來的硬財富制造業(yè)的價值也必將走向同樣的命運—全美國的人都開著底特律的汽車，而且汽車裝潢、汽車金融、汽車廣告、汽車4S店都掙錢，只有造汽車的底特律經濟一片蕭條。那些真正賺錢的汽車制造商，
比如奔馳，他們認為自己賣的不是汽車而是藝術品，只是碰巧它會跑；最有前景的汽車制造商特斯拉賣的也不是交通工具，而是環(huán)保和時尚。
在2015年11月9日國務院第一會議室召開的經濟形勢座談會上，李克強總理聽完專家關于經濟結構轉型的有關匯報后談道：“以前我們創(chuàng)造財富主要依靠勞動，今后更多依靠人的智慧。”“一個傳統(tǒng)服裝企業(yè)和一個智能可穿戴設備企業(yè)，兩個結合一下，就可以創(chuàng)造新供給、產生新需求。”對前一階段國人跑去日本買馬桶蓋的例子，總理說，日本人做的不僅是馬桶蓋，而是健康、保健品。總理所講的道與我匯報的新供給軟財富理論是所見略同，但總理用更通俗的語言闡述了傳統(tǒng)產業(yè)轉型的道理，也明確指出了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方向。
從長期來看，需求端的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并不是財富真正的源泉，它們僅僅是價值實現(xiàn)的條件，供給側的創(chuàng)造財富的能力，才是經濟增長的真正源泉，人口、土地、資本、技術、管理五大財富源泉才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未來中國“庫茲涅茨增長模式”仍然能夠延續(xù)，但應該通過“放松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的系列改革措施，刺激新的“熊彼特增長”，并通過深化制度改革，重啟“斯密增長”，讓一切創(chuàng)造財富的源泉更有效率地充分涌流，讓改革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滕泰2016年元月幾年前，當廣大經濟學家都在談論中國經濟發(fā)展在有效需求的時候，滕泰博士首先提出有效供給問題，發(fā)表了“新供給主義宣言”，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此后，他持之以恒地研究了中國供給問題，提出許多改革的建議，展現(xiàn)了一個學者嚴謹?shù)目茖W態(tài)度�，F(xiàn)在，中央已決策供給側改革，滕泰博士系統(tǒng)地總結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出版了這本書。這本書的價值是不言自明的。我作為最初的讀者，特此鄭重推薦。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名譽院長劉吉
滕泰先生是中國新供給經濟學創(chuàng)始人之一，其新作《供給側的覺醒》運用新供給主義經濟周期理論，總結了財富生產、創(chuàng)造、流動與分配的規(guī)律。全書既有深刻的理論闡述，也有豐富的史料佐證和生動的案例分析，不少判斷令人耳目一新。在中國經濟增長動力轉換之際，無論對于政策研究還是廠商決策，本書都是一部極具啟發(fā)和參考價值的佳作。
——國務院研究室巡視員范必
——著名經濟學家華生
——國家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發(fā)展規(guī)劃司司長徐林幾年前，當廣大經濟學家都在談論中國經濟發(fā)展在有效需求的時候，滕泰博士首先提出有效供給問題，發(fā)表了“新供給主義宣言”，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此后，他持之以恒地研究了中國供給問題，提出許多改革的建議，展現(xiàn)了一個學者嚴謹?shù)目茖W態(tài)度。現(xiàn)在，中央已決策供給側改革，滕泰博士系統(tǒng)地總結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出版了這本書。這本書的價值是不言自明的。我作為最初的讀者，特此鄭重推薦。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名譽院長劉吉
滕泰先生是中國新供給經濟學創(chuàng)始人之一，其新作《供給側的覺醒》運用新供給主義經濟周期理論，總結了財富生產、創(chuàng)造、流動與分配的規(guī)律。全書既有深刻的理論闡述，也有豐富的史料佐證和生動的案例分析，不少判斷令人耳目一新。在中國經濟增長動力轉換之際，無論對于政策研究還是廠商決策，本書都是一部極具啟發(fā)和參考價值的佳作。
——國務院研究室巡視員范必從供給角度重新審視和研究在現(xiàn)代信息社會中的財富創(chuàng)造，通過制度改革和政策調整放松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是一個有啟發(fā)性的思路。本書作者滕泰先生已經在這個領域做了多年的持續(xù)努力，此書值得一讀。
——著名經濟學家華生我國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開始持續(xù)實施擴大內需的政策，滕泰博士是國內最早指出需求管理政策局限性，呼吁實施供給側政策的經濟學家。在《供給側改革》一書后再著《供給側的覺醒》，進一步豐富了其政策分析和主張，值得一讀。
——國家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發(fā)展規(guī)劃司司長徐林 滕泰博士以其敏銳的判斷能力和對實際經濟運行狀況的深入思考，在2012年就針對中國經濟轉型的特定環(huán)境，大膽地提出經濟政策重點需要轉向供給側改革，隨后他和一批學者聚焦在這個領域，積極進行立足于中國經濟運行的供給側改革的理論分析框架的構建，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研究成果。如果說研究者只是用不同的方式來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那么，在中國經濟轉型的不斷深化中，如何積極將這些研究成果應用到實際決策之中，并不斷推動研究的深化，將是更值得期望的。
——中國銀行業(yè)協(xié)會首席經濟學家、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巴曙松第1章 中國的挑戰(zhàn)與機遇
經歷過長達三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之后，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出現(xiàn)了明顯回落，企業(yè)盈利能力大幅下降。面對連續(xù)五年的經濟下滑，什么才是中國經濟本輪下行的根本原因？這輪經濟下滑是否已經觸底？多周期疊加存貨高峰與產能供給過剩存貨是衡量企業(yè)產品供給是否過剩的重要標志之一。每當企業(yè)的存貨增長達到一個相對高點的時候，就意味著產銷率下降，產品出現(xiàn)了明顯的過剩，經濟將進入下行周期。如果我們用產成品資金占用增速指標來衡量企業(yè)的存貨情況，2014年10月，規(guī)模以上工業(yè)產成品資金占用72.5億元，增長21.7%，增速比一、二、三季度分別高出21.6個、14.3個和1.7個百分點。企業(yè)產成品資金的快速上升表明企業(yè)產品銷售出現(xiàn)阻滯，部分產品被迫壓庫。房地產庫存過大造成地產投資下滑
截至2015年10月，全國地產開發(fā)投資增速出現(xiàn)了20連跌，跌幅近九成，而庫存面積已增至68632萬平方米，這種勢頭還有繼續(xù)的態(tài)勢。房地產市場形勢尤其是積壓的庫存量，已經到了一個不得不去庫存的關口。地產投資的持續(xù)萎縮，必將影響到上下游的鋼材、水泥、建筑、裝修、家具、地產廣告等一系列產業(yè)。由地產下跌造成的投資下滑，至少還要持續(xù)兩年以上，并成為中國經濟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設備投資周期與產能供給過剩
設備投資周期既是決定未來產能的標志，同時也是拉動投資需求的重要因素。2005年到2008年，中國的工業(yè)企業(yè)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分別為3.5萬億元、4.56萬億元、5.93萬億元、7.48萬億元，每年增速都在30%以上。
從2009年至2015年，工業(yè)企業(yè)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明顯開始下行，但連續(xù)四年的設備投資高速增長，已經造成中國企業(yè)產能的大量增加。另外，中國雖然出臺了4萬億元的擴張投資計劃，但是每年不足2萬億元的基礎設施投資可能尚無法彌補地產投資和工業(yè)企業(yè)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回落。2015年1月至10月，投資增長10.2%，增幅分別較上年同期和2014年全年回落5.7個和5.5個百分點。如果說存貨周期僅僅代表了短期產量的過剩，那么設備投資周期則意味著長期產能供給的過剩。
證券市場的“負財富效應”
除了實體經濟的下行周期之外，中國的資本市場也在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熊市之后，又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兩次“股災”。2007年到2014年，中國股市投資者財富在熊市中大大縮水，個人投資者戶平均損失10萬元以上。2014年7月至2015年6月，中國股市經歷了一輪從溫和的“改革牛市”到瘋狂的“杠桿牛市”的過程，投資者尚未來得及收獲，不期而至的“去杠桿”就造成了市場斷崖式的下跌，中國股民第一次嘗到了“崩盤”的滋味，半年之后，喘息未定的股市又迎來了“熔斷”造成的第三次股災，證券市場的“負財富效應”嚴重影響了居民購房、購車以及其他高端消費需求。
一般而言，證券市場“財富效應”分為四個階段。在牛市的起步階段，證券市場是沒有財富效應的，它的作用是把大量的資金從實體經濟吸引到資本市場。一定要等到牛市的后半期，從資本市場上撤出來的資金才開始轉移到實體經濟消費領域。“正財富效應”一旦產生會一直持續(xù)到熊市的初期。在熊市后期，資本市場仍然處于“蒸發(fā)”財富的階段，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也是負面的。
這一輪的快速“杠桿牛市”和連續(xù)千股跌停式的迅速崩盤，使牛市的正財富效應還沒來得及發(fā)揮就直接進入熊市“負財富效應”階段，目前仍然處于熊市后期，資本市場對消費的作用仍然是“負財富效應”。“錢荒”影響及降息政策“時滯效應”
2010年一季度以來，由于各種原因中國經濟事實上經歷了兩次貨幣政策緊縮：一次是2010年到2011年為了控物價、控房價的雙緊政策；一次是2013年“錢荒”以后企業(yè)實際融資成本迅速攀升。而與此同時美國、歐洲、日本連續(xù)執(zhí)行貨幣量化寬松政策，結果美國逐步走出危機、反彈復蘇，而中國經濟卻連續(xù)五年下行。
其次，滯后的貨幣政策也是造成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2013年“錢荒”以后，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政策主張重點轉向降低融資成本，2014年5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提出來降低融資成本，11月開始降息。不論是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要真正對經濟增長發(fā)揮積極作用，至少都有半年到一年的“時滯”。這個時滯在經濟學中稱為“J曲線效應”。直到2015年3月，短期融資成本才有所下降，四個月后，長期融資成本才出現(xiàn)下降趨勢，而從長期融資成本下降到企業(yè)投資增加又需要一個半年以上的“時滯”。三大投資增速連續(xù)下滑，放大經濟下行壓力
2014年至2015年中國三大投資增速均出現(xiàn)下滑，極大地放大了經濟下行壓力。第一個是企業(yè)廠房設備投資的下滑。2013年“錢荒”之后，高融資成本在2014年開始逐漸向實體經濟傳播，導致眾多民營企業(yè)關閉實體經濟，而轉向高利貸，企業(yè)的廠房設備投資的增速從2013年的20%以上，下降到2015年的個位數(shù)，2015年9月設備工器具購置投資同比僅增長9.3%，增速不足2013年同期的一半。第二個風險是房地產投資。過去幾年，房地產的融資渠道受阻，銀行、信托、證券公司的資產管理等渠道出現(xiàn)斷裂，投資增速從2010年9月的36%，下降到2015年11月的1.3%，房地產投資出現(xiàn)了斷崖式的下滑。第
三個是地方投資的下滑。2015年前三季度，地方項目完成37.7萬億元，同比增長10.7%，增幅回落5.5個百分點，環(huán)比下降0.5個百分點，呈繼續(xù)下滑態(tài)勢。長期動力與“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zhàn)長期增長動力是否衰退
自1978年起開始實施的農村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承包制、股份制等制度改革，在原有的技術和資源背景下，造就了財富增長的飛躍。這一階段的增長可以概括為“斯密增長”：增長的動力源自分工和效率的提高。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市場經濟體系逐漸建立健全，中國通過引進外資和成熟技術、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大量投入能源原材料等方式，保持了10%左右的GDP增長率，逐漸達到了工業(yè)化的高峰。這一階段的增長叫作“庫茲涅茨增長”：增長的主要動力在于人口、資源等要素投入的增加、生產效率的提高、經濟結構從農業(yè)生產占主導地位向制造業(yè)和服務業(yè)占主導地位轉變、社會結構和思維方式轉變、深度融入全球經濟等。
進入21世紀后，據(jù)統(tǒng)計，我國的能源消費占全球總量的21.5%，GDP占全球的12.3%，這說明GDP的能耗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顯然，這種粗放型增長方式已經難以持續(xù)。
從人口分析，目前中國經濟活動人口比例在下降，老年人口撫養(yǎng)比未來將顯著提升，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劉易斯拐點”a也已經出現(xiàn)。人口紅利和人口流動所帶來的經濟增長動力潛力令人擔憂。
從制度變革角度分析，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完善之后，類似于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那樣大規(guī)模的體制改革、類似于加入WTO之后卷入全球經濟過程中所帶來的巨大財富增長動力，也在衰減。
從需求方面分析，如果居民消費需求受到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放緩、財產性收入增速放緩、收入差距擴大、社會保障體制滯后等因素制約，只能保持穩(wěn)步增長；如果在公路、鐵路、城市基礎設施等有了較大改進之后，大規(guī)�；窘ㄔO需求高峰過去，那么中國經濟會不會面臨著長期增長動力的衰退呢？能否跨過“中等收入陷阱”
新興市場國家發(fā)展的歷史表明，人均GDP在1000美元以下是“貧困陷阱”b的階段，儲蓄不足、資本不足、消費不足、生產能力不足，這些造成惡性循環(huán)。一旦人均GDP超過了1000美元，就叫作“起飛階段”。中國人均GDP2001年突破這個階段以后，絕大部分居民都既是龐大市場的構成者，又是剩余商品的提供者，同時人均儲蓄超過1000美元又是一個儲蓄資本的提供者。在有市場，有生產，有資本生成能力的情況下，中國經濟連續(xù)幾年平均增速達到10%。
人均收入3000美元附近則是低中等收入國家能否完成產業(yè)升級、步入高收入國家的敏感階段，即“中等收入陷阱”a階段。很多發(fā)展中國家在這一階段由于經濟發(fā)展自身矛盾難以克服、發(fā)展戰(zhàn)略失誤或受到外部沖擊，經濟增速大幅回落，從而長期徘徊于這一經濟發(fā)展水平，無法突破。盡管我國人均GDP已經在2014年達到約7485美元，是否能夠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仍然未知。
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亞洲的馬來西亞，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仍然掙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到5000美元的發(fā)展階段。其中阿根廷在20世紀90年代一度高速發(fā)展，但很快遭遇金融危機，重回3000美元的水平。
上述國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遇到了以下幾個問題：（1）收入差距過大造成內需增長過緩。（2）城市化進程出現(xiàn)問題，南美好多城市出現(xiàn)了大量的貧民窟。（3）資本項目開放造成金融風險和國家財富損失。（4）從一般制造業(yè)向高端產業(yè)和社會服務業(yè)升級過程中出現(xiàn)不可跨越的障礙。
那么中國會不會面臨同樣的挑戰(zhàn)？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讓我們再來看一些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中國臺灣、中國香港，新加坡和韓國。這些地區(qū)和國家花了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就成功進入了發(fā)達地區(qū)和國家的行列。
韓國的突破方向是制造業(yè)產業(yè)升級。在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起飛以后，機床、設備制造業(yè)拉起了增長。新加坡是服務業(yè)起的作用比較大，成為著名的科技園、花園城市、貿易中心、航運中心等等。
這些地區(qū)和國家都是小經濟體，對中國的可借鑒性似乎不夠，那么中國將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當前的經濟下滑周期是短周期，還是意味著一個財富高增長時代的結束呢？中國需要什么樣的財富戰(zhàn)略來應對包括外部沖擊在內的多重挑戰(zhàn)呢？
面對以上復雜而嚴峻的經濟形勢，如何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扭轉中國經濟下行頹勢，成為十八大以來各方共同的迫切訴求。2012年11月9日，筆者發(fā)表《新供給主義宣言》，呼吁從供給側發(fā)力，重啟改革，一石激起千層浪。越來越多的學者和決策者開始把眼光轉到供給側，紛紛提出各種挖掘深層次動力的改革措施，由獨奏合奏逐漸演進成一曲“供給側改革”的交響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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