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居月渚，春秋代序，沈玉成兄離開我們眨眼已十年了。四十年師生厚誼，當時噩耗傳來，不禁驚愕無言。即使十年后的今天，每一念至，仍覺悲從中來，不能自已。記得玉成有一次在寒齋便飯，曾對我誠摯而慷慨地說：“先生百年之后，整理文集的工作請由我來做�！碑敃r聽了心頭一熱，不勝感激。孰意曾幾何時，作為已成老朽的后死者反倒為玉成的遺文撰寫序言，其內(nèi)心的辛酸悱惻可想而知。人世無常，竟有如此令人意想不到者，夫復何言！
盡管如此，這篇序文還是我主動要求動筆的。因為玉成在眾多門人中確是真知我者。他曾受九三學社刊物主持人之命寫過一篇文章，描述了我這當老師的一生為人處世的輪廓。而在文中，他竟直率地對我身上的缺點進行了雖似含蓄卻很中肯的批評。我讀后不但毫無責怪之心，反而對玉成增加了敬意。師生關系能達到如此坦誠無間的程度，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而玉成則真稱得起是今之古人了。
玉成是通過1952年高校院系調(diào)整，于1955年從北大中文系畢業(yè)的。他在校的zui后一年，我做為浦江清先生的助手，曾在課堂上分授過一部分明清文學史，因此與他們這一班多數(shù)同學比較熟。而這一班高材生又特別多，玉成也是個中翹楚。玉成喜歡京劇，天賦很高，讀書每能得間，因此課馀總愛到寒齋閑話，于是彼此逐漸熟了起來。畢業(yè)后，玉成留在北大中文系為先師游澤承先生（國恩）做助手。而我彼時也正在注釋由承澤師主編的《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經(jīng)常到游老府上問業(yè)受教，乃與玉成亦朝夕相見。這樣一來，除師生關系外，與玉成且有同門之雅。就我所知，玉成在追隨游老的短短一兩年中，基本上掌握了老一輩學者（特別是帶有北大傳統(tǒng)學風的學者）的治學方法。這種方法，人或視之為不過是繼承了乾嘉樸學的老一套，其實它需要比乾嘉樸學更具有科學性。簡單地說，即如果研究其一課題，首先必從歷史文獻資料入手，從廣搜證據(jù)入手（包括主要證據(jù)以及若干旁證），以當時的社會大背景為依據(jù)，逐步論證出自己所研究的課題的結果，并一再進行檢驗，看看這結果是否符合當時的客觀事實。當年胡適先生所提倡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八個字治學規(guī)范，上一句話實際上多為疑古學派學者所繼承；而真正為歷屆北大精英學人所繼承并付諸實踐的倒是“小心求證”這下一句話。表面看來，這一治學路數(shù)確很像乾嘉學派考據(jù)家們做學問的方式方法，而究其實際，多數(shù)北大學人，無論是研究義理之學的（即治哲學思想的），還是研究辭章之學的（即治文學的）和史學的；其治學步驟大都從搜求文獻資料開始，從尋求各方面的證據(jù)開始，然后憑籍各自的“小學”（即文字聲韻訓詁）功底向縱深層面探索鉆研，zui后抵達每一位學人所期望達到的彼岸。就我本人的師輩而言，如朱自清先生、俞平伯先生、馮文炳先生（廢名），當然更包括游國恩先生，他們都是治文學即辭章之學的，甚至連后來改行從事文物考古之學的沈從文先生，其治學的途徑與步驟均大同小異，殊途同歸，極少例外。而這一統(tǒng)緒，特別是游老本人的治學方法，同樣也體現(xiàn)在玉成和我本人的身上。當然，游老學問博大精深，功底豐厚，非我和玉成所能望其項背。但由于得受親炙，耳濡目染，對我們這一代人做學問的方向和方法，還是有著深切影響的。這從玉成的這本遺著中很明顯地看得出來。
玉成先后在北大中文系、中華書局、文物出版社工作過。那一階段他的治學范圍大抵屬于先秦兩漢階段，如對《左傳》、《詩經(jīng)》和《史記》，他都曾付出大量心血。及入中國社科院文研所工作，由于工作分配需要，他開始致力于魏晉南北朝文學史的研究和寫作，并與曹道衡兄合作，彼此相得益彰。這在本書中都有反映。從諸多長短文章的內(nèi)容看，玉成始終是治辭章之學的。然而從立意開題到形成具體觀點，總是從diyi手原始材料出發(fā)，然后多方求證，zui后水到渠成，得出結論。這正是我前面提到的北大學人的傳統(tǒng)學風。試舉兩個極瑣細的例子。一是考證“面首”一詞并非專指男性，只要其人年輕貌美，面目嬌好而秀發(fā)濃密，無論是男是女都可稱為“面首”。這個結論看似迥異古今群賢，卻確鑿可信。二是解釋李賀名詩《雁門太守行》開頭兩句：“黑云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玉成認為是城外和城上雙方戰(zhàn)士軍裝的顏色，即城外軍士衣黑色，城上軍士衣黃色。作者雖自言是“別解”，卻更接近原詩本意。此類文章在書中不一而足，不得以其瑣細而少之。相反，玉成對于某種似是而非的偽科學現(xiàn)象卻表示了異議。例如，他在一篇書評的小注中說：舉例說，前不久的京劇大選賽，出現(xiàn)了一批有前途的年輕的好演員，但是評分出入，卻是在0.01到0.05分之間。古人所謂爭勝于毫厘，評委們的評分可以當之無愧。藝術的天平上居然可以把0.01分的差別都標示得清清楚楚，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跡。
其言誠婉而多諷，其意實不以這種現(xiàn)象為然。蓋所謂毫厘之差，看似很科學，其實完全是隨心所欲不負責任的表現(xiàn)。舉一斑可窺全豹，玉成的治學之路數(shù)和行文之風格，從上述諸例足可以想見了。
玉成曾說：“六十歲以后是學者的第二黃金時代�！彼救藙倓偭鲱^，即猝然辭世，這不能不說是學術界相當沉重的損失。我自七十以后，每因師友先我逝去而引起曹子桓曾經(jīng)發(fā)過的感慨：“既痛逝者，行自念也�！边@篇小文，姑算做對玉成的一篇遲到的唁詞，同時也算是后死者寄托哀思的一片血泥鴻爪。凡與玉成有舊而又略諳區(qū)區(qū)之為人者，當不以吾言為無病呻吟也。歲次甲申歲暮，即醞釀動筆，至乙酉上元后五日始勉強脫稿，亦以見鄙懷之抑塞難抒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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