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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刻是我國特有的一種專門藝術。由于不易保存的緣故，在考古發(fā)掘中發(fā)現(xiàn)甚少。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墓出土的彩漆龍紋竹佃(圖1)，是現(xiàn)在已知較早的竹雕器。竹勺以龍紋及編辮紋為飾，并用浮雕、透雕兩種技法，精美而珍貴。《南齊書·明僧紹傳》記載齊高帝賜明僧紹竹根如意筍籜冠。北周庚信《奉報趙王惠酒》詩有“野爐燃樹葉，山杯捧竹根”的詩句，可知當時雕竹制器的概況。唐代竹刻在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五》中記載頗詳，當時的竹刻技藝及作品與當時之金銀鏤鏨、石刻線雕同一意趣，并已出現(xiàn)“ 留青”的刻法。宋代竹刻家詹成所造鳥籠“四面花板，皆于竹片上刻成宮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鳥，纖悉俱備，其細若縷，且玲瓏活動”。其雕藝之高、做工之細、構思之妙，堪為后人楷模，影響深遠。
歷史悠久的竹刻藝術，發(fā)展至明代中期成為專門的藝術。明中期*初僅僅是少數(shù)文化水平較高的藝術家致力于竹刻，以后竹刻技藝日臻精湛，他們或父子相傳、或師徒授受、或私自仿效，涌現(xiàn)出既具較高文化修養(yǎng)，又頗有藝術造詣的竹刻家，并雕刻出代表明代*高水平作品，從而使竹刻發(fā)展成為一個專門的產(chǎn)業(yè)。
竹刻之所以能在明代中期成為專門的藝術，一是竹材廉價易得，二是竹刻名家的出現(xiàn)并形成流派。廉價的竹材欲想與質地高貴的紫檀木、象牙、犀角一比高低，只有在雕刻技法上創(chuàng)新，在器型、裝飾題材上求變、出異，不斷攀登新的藝術高峰。這個過程正是誕生竹刻名家的充分必要條件，同時在當時也形成了兩個竹刻中心，一個是浙江的嘉定(今上海嘉定)，一個是江蘇的金陵(今南京)。后人按地域冠以派別，因而就有了以朱鶴為代表的嘉定派和以濮仲謙為代表的金陵派。
專家把竹刻藝術的發(fā)展大致分為三個階段：明、清前期和清后期。
明代竹刻的技法主要有三種：一是嘉定派以深刻表現(xiàn)高浮雕或圓雕的刻法，代表人物為朱鶴、朱纓、朱稚征，人稱“嘉定三朱”或“朱氏三松”；二是金陵派以淺刻或略施刀鑿即可成器的刻法，代表人物為濮仲謙；三是以留青作陽文花紋的刻法，代表人物為張希黃。
清初至乾隆(1644—1795)劃為竹刻的清前期。單從時間跨度上說，此清前期包括了人們習慣上所分的清初和清中兩個時間段。清前期竹雕十分發(fā)達，竹刻藝人繼承了明代的刻法，同時又有不少創(chuàng)新。吳之墦創(chuàng)“薄地陽文” 淺浮雕，封錫祿及其…門的圓雕，周顥用刀如運筆陰刻山水、竹石，潘西鳳隨意刮磨而得自然之趣。他們在當時即頗有影響，技藝皆達到了極致，后人效法，無人企及。乾隆時期仿古之風盛行，在竹刻中亦出現(xiàn)了仿青銅器的竹雕，多見巧思，已畢肖古銅器為能事，鼎、卣、尊、壺，無所不備，從清竹雕提梁卣(圖3)可窺見一斑。貼黃器，窮工殫巧，突破了竹材固有的圓筒形狀，使器物形狀豐富多姿，質地有了象牙的感覺。因此可以說清前期是竹刻的鼎盛期。
清后期可能是刻竹者自己不能自畫自刻，須請畫家代為畫稿設計，刻與畫分離，刻竹者成為單純的刻工，只能在竹材的表面落刀做文章，不可能刻去一層求人再畫一層。故此，清后期的竹刻作品，大都是低而淺的陽文或陰文，器型多臂擱、扇骨。相反，昔日流行的圓雕器物，透雕、高浮雕之筆筒、香筒卻難覓蹤影。所以說，清后期的竹刻藝術日漸衰落。
清后期載入史冊的竹刻家較清前期多，但堪稱大家的罕見其人。造詣較高的有善刻留青的尚勛和使用“陷地淺刻”的方絮。
一些未刻署款之竹刻作品，只要其歷史、藝術價值很高，同名家名作一樣，在竹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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