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1919的政法變革是一個不可替代而又極富歷史和實踐意義的理論標本，本書以其為對象，著重考察了鴉片戰(zhàn)爭、戊戌變法、清廷預備立憲、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事件，闡述了近代中國對西方由守舊到開放、由局部到整體，以及由模仿到吸收的“近代性”過程，主要回答了為什么“富強焦灼感”替代“立憲主義”的本體論價值成為中國近代立憲的規(guī)定性情緒，我們應該如何認識此間面相復雜、歧義叢生的政制思想譜系，以及于今日而言,其能夠開放出來的實踐意義又有哪些等問題，并在此基礎上認為，中國人在此過程中并非完全被動響應，而是有著主動、積極的自我選擇。
毫無疑問，近代性是西方擴張的一個結果。西方大踏步地前進，中國則節(jié)節(jié)敗退。中國正是在這“前進—后退”的二元結構里，展開了自己的立憲史及近代性——不斷革命成了我們的近代性自身。
日本的近代性更多表現(xiàn)的是“順從”，而中國因為落后顯現(xiàn)的則是“抵抗”。日本的近代性帶有二重性：無論是“脫亞入歐”還是“興亞抗歐”，中國這個因素一直是繞不過去的。要“入歐”首先是要“脫亞”，“脫亞”之“亞”的真實意思是中國，“脫亞”首先得“脫華”，不脫去中國文化的影響，日本就不可能“入歐”。
而中國的“抵抗”則主要表現(xiàn)為在西方面前的極端落后性。這種落后性可以用反動勢力的強大進行解釋，也可以用中國國家自身的性質來說明。這倒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中國的所有西方意義上的進步之路全都被堵死了。當上層官僚的異議都成為禁忌，中國革命只能越來越向下層民眾推移，“下層革命”就成了中國抵抗的方式。而抵抗，則凸顯了中國近代性的特質。無論我們有多少不情愿、不甘心，也無論我們對歷史做過多少次假設，我們無法、也無能接納西方的“進步”則成了一種最嚴酷的事實。而不斷革命成了我們的近代性自身。
作者簡介：
王人博，著名法學家，代表性著作有：《法治論》《權利論》《法的中國性》《憲政文化與近代中國》等，另著有隨筆集《桃李江湖》《孤獨的敏感者》。其中，1989年與程燎原合作《法治論》，是90年代國內外極具影響的學術著作，國內系統(tǒng)研究法治理論的開山之作，被評為“1978-2014影響中國十大法治圖書”；《法的中國性》榮獲中紀委2014年度推薦圖書、鳳凰網2014年度十大好書、法制日報2014年度十大法治圖書等。
目錄：
代序中國的近代性
受損的傳統(tǒng)世界
一一個因應變故的新方略
二西學對中學的沖擊
三“君民共主”思想的確立
四遺產與資源
西方的誘惑
一制度的重要性
二傳統(tǒng)與西化
三在中西之間
四以自由為體
求生之道代序 中國的近代性
受損的傳統(tǒng)世界
一 一個因應變故的新方略
二 西學對中學的沖擊
三 “君民共主”思想的確立
四 遺產與資源
西方的誘惑
一 制度的重要性
二 傳統(tǒng)與西化
三 在中西之間
四 以自由為體
求生之道
一 預備立憲
二 憲法性文件
三 憲制的“預備”
革命
一 論戰(zhàn)
二 革命中的隱患
三 用心很苦的“臨時約法”
四 探求新方案
“五四”思想
一 告別傳統(tǒng)
二 惟民主義
三 自由主義
結語 歷史的意義
一 文化的實用主義
二 中國目標
三 政治的激進主義
前言近代性這個概念具有曖昧性。它自身無法回答“誰的近代性”以及“如何近代性”。毫無疑問，近代性是西方擴張的一個結果。這樣說，并不是在意識形態(tài)層面上否定西方，而是描述一個事實；“擴張”在這里是個中性詞。也就是說，西方從自己的過去，那個離自己很近的“中世紀”走出來，通過與自己的過去對峙的方式認識自己。與過去相比，現(xiàn)在的自己無疑是個“新我”，而如何確證這個新我的主體身份，光有“中世紀”這一面鏡子是不夠的。歷史反射出來的只是一個鏡像，它還需要一面實體性的鏡子。
這便是“東方”。作為東方中國的近代性，便是西方入侵/擴張的一個結果。西方大踏步地前進，中國則節(jié)節(jié)敗退。在這凱歌高奏的前進隊伍里，既有到處尋找買主的資本意志，也有探險家冒險的激情，還有為了建立普遍神圣王國的傳教士的宗教獻身，當然也有手握兵刃的軍事征服。正是在這進與退的關系中，西方在東方以及中國的身上驗證了自己的理性、科學、解放、實證主義的威力，并進一步確認了自己的近代性。相反，在敗北的中國這里，自己因為失敗與被征服而無法確認自己。與前進的西方相比，敗北的中國則是非理性、愚昧、奴役、空虛、頹廢的代詞，而這個代詞的發(fā)明也是西方的。就是說，理性是西方的，非理性也是西方的。中國在這滴著血的近代性中丟掉的不僅是自己的領土和主權，而且還喪失了命名自己的權利。歐洲是歐洲的，亞洲也是歐洲的。我的意思是說，這里的“亞洲”，并不是一個純粹的地理學概念，它或多或少也帶有某種意識形態(tài)的色彩。人類居住地是西方根據(jù)自己的理性、科學丈量和測算而劃分命名的。亞洲既在歐洲之東，也在歐洲之后。
近代性這個概念具有曖昧性。它自身無法回答“誰的近代性”以及“如何近代性”。毫無疑問，近代性是西方擴張的一個結果。這樣說，并不是在意識形態(tài)層面上否定西方，而是描述一個事實；“擴張”在這里是個中性詞。也就是說，西方從自己的過去，那個離自己很近的“中世紀”走出來，通過與自己的過去對峙的方式認識自己。與過去相比，現(xiàn)在的自己無疑是個“新我”，而如何確證這個新我的主體身份，光有“中世紀”這一面鏡子是不夠的。歷史反射出來的只是一個鏡像，它還需要一面實體性的鏡子。
這便是“東方”。作為東方中國的近代性，便是西方入侵/擴張的一個結果。西方大踏步地前進，中國則節(jié)節(jié)敗退。在這凱歌高奏的前進隊伍里，既有到處尋找買主的資本意志，也有探險家冒險的激情，還有為了建立普遍神圣王國的傳教士的宗教獻身，當然也有手握兵刃的軍事征服。正是在這進與退的關系中，西方在東方以及中國的身上驗證了自己的理性、科學、解放、實證主義的威力，并進一步確認了自己的近代性。相反，在敗北的中國這里，自己因為失敗與被征服而無法確認自己。與前進的西方相比，敗北的中國則是非理性、愚昧、奴役、空虛、頹廢的代詞，而這個代詞的發(fā)明也是西方的。就是說，理性是西方的，非理性也是西方的。中國在這滴著血的近代性中丟掉的不僅是自己的領土和主權，而且還喪失了命名自己的權利。歐洲是歐洲的，亞洲也是歐洲的。我的意思是說，這里的“亞洲”，并不是一個純粹的地理學概念，它或多或少也帶有某種意識形態(tài)的色彩。人類居住地是西方根據(jù)自己的理性、科學丈量和測算而劃分命名的。亞洲既在歐洲之東，也在歐洲之后。
作為東方國家，中國和日本正是在這“前進—后退”的二元結構里，展開了自己的近代性。日本的近代性更多表現(xiàn)的是“順從”，而中國因為落后顯現(xiàn)的則是“抵抗”。日本的近代性帶有二重性：無論是“脫亞入歐”還是“興亞抗歐”，中國這個因素一直是繞不過去的。要“入歐”首先是要“脫亞”，為什么不說“脫日入歐”呢？因為日本要“脫日”那就不是日本了，而成了虛無；“脫亞”之“亞”的真實意思是中國，“脫亞”首先得“脫華”，不脫去中國文化的影響，日本就不可能“入歐”�！懊撊A”就須極端地強調中日之間的差異性，“脫華”即是去華，“支那學”便提供了“去除”意義的“學術”基礎。進步主義在日本始終是一種悖論式存在：它既能解釋歐洲“入侵”日本的根據(jù)，“超克論”就是為了反抗這個根據(jù)；但又須依賴它來解釋日本侵略中國的正當性。所謂“興亞抗歐”也是以中日極端差異化為前提的，因為正是這種差異才可以解釋日本為什么會是“興亞抗歐”的主角。竹內好把日本的這種近代性稱作“優(yōu)等生文化”�！皟�(yōu)等生文化”便是“興亞抗歐”的根據(jù)。
中國的“抵抗”則主要表現(xiàn)為在西方面前的極端落后性。這種落后性可以用反動勢力的強大進行解釋，也可以用中國國家自身的性質來說明。這倒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中國的所有西方意義上的進步之路全都被堵死了。當上層官僚的異議都成為禁忌，中國革命只能越來越向下層民眾推移，“下層革命”就成了中國抵抗的方式。而抵抗，則凸顯了中國近代性的特質。無論我們有多少不情愿、不甘心，也無論我們對歷史做過多少次假設，我們無法、也無能接納西方的“進步”則成了一種最嚴酷的事實。而不斷革命成了我們的近代性自身。
這種因極端落后而產生的抵抗也沉積了中國的民族性格，而這種性格在我們個體身上滲出來的便是魯迅。
竹內好說，“當所有通向進步的道路都被封閉了，所有新的希望都被粉碎了的時候，才能積淀起魯迅那樣的人格吧。不是舊的東西變成新的，而是舊的東西就以它舊的面貌而承擔新的使命——只有在這樣一種極限條件下才能產生這樣的人格”。
魯迅自己也說過，“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他還說，“倘說為別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為連我自己還不明白應當怎么走�！抑缓艽_切地知道一個終點，就是：墳。然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無須誰指引。問題是在從此到那的道路。那當然不只一條，我可正不知那一條好，雖然至今有時也還在尋求”。
魯迅的本質是絕望的，是因為絕望而生發(fā)出了希望，希望始終存在于絕望中。也可以這樣說，正是因為無路可走所以必須前行�！扒靶小本痛嬖谟诮^望與希望的拉扯中，無路上的行者便是魯迅的身影。在魯迅的人格中，始終存在一種“夢醒之后無路可走”的絕望感，而他偏偏要做一個“無路上行走”的行者。
為什么明明知道前方是“墳”還要苦苦前趕？他對此的解釋是：“雖然明知前路是墳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絕望，因為我以為絕望而反抗者難，比因希望而戰(zhàn)斗者更勇猛，更悲壯。”因絕望而反抗絕望，又因絕望而為希望悄然留下了一道細細的縫隙，“因為無望所以抱著希望”（本雅明）。實有存在于虛無之中，虛無也成就了反抗絕望的力量。這便是魯迅那種“向死而存”“向死而行”的悖論式存在。
這是否也是我們這個民族的近代性存在方式呢？
這是以前的一本小冊子�！耙郧啊钡囊馑际钦f，如果現(xiàn)在來寫或許會有些不同，當然，也只是“或許”。這小個冊子在歷史學家的眼里可能一文不值，而在思想家眼中肯定又“不夠思想”，它自身可能就是一種無用的存在。無用之用便是有用——出版家之所以要重新再版，原因大致在此。
印度學者査特吉說過，（對印度來講）落后就是進步的障礙，同時也是我們自己的自身。
這或許也是中國近代性的宿命?!
王人博
2015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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