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文學史：上卷（1375年之前）》
從上古時期漢語書寫肇始及早期銘文等問題入手，追溯了這一世界上持續(xù)時間最長的文學傳統(tǒng)的起源。到了本卷結(jié)束的十四世紀下葉，商業(yè)印刷文化已高度發(fā)展，在文言文寫作之外，新興的城市白話寫作已逐漸蔚為大觀�！秳蛑袊膶W史上卷》各章描述了一些重要王朝的興衰起滅、宮廷在文學生產(chǎn)中扮演的角色、孕育著名大作家的社會及物質(zhì)語境、亞洲其它各國的文化影響，包括佛教的輸入等等。而在這一長時段中，寫作以及對寫作的闡釋，已從附著于宮廷貴族的文士們的特殊技能，轉(zhuǎn)變?yōu)橐粋�大帝國精英階層的根本身份象征。
《劍橋中國文學史：下卷（1375－1949）》
以1400年前后形成的明代文化開篇，貫穿滿族治下的清代，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前的現(xiàn)代文學。這一時期多樣的文學形式和風格顛覆了傳統(tǒng)的文學范疇，因而《劍橋中國文學史下卷》文學史的寫作也相應包括了多樣的主題，如政治審查對文學的影響、印刷文化的變遷、朝代更迭與文學發(fā)展、青樓文化、女性作家等等。除了詩詞、小說、戲曲、說唱文學等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學作品外，本卷還深入探討了西方文學的漢譯，現(xiàn)代“新小說”的興起等等。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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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上卷導言
第一章早期中國文學：開端至西漢柯馬丁
第二章東漢至西晉（25-317）康達維
第三章從東晉到初唐（317-649）
第四章文化唐朝（650-1020）
第五章北宋（1020-1126）
第六章北與南：十二與十三世紀
第七章金末至明初文學（約1230-約1375）
英文版參考書目
索引《劍橋中國文學史：上卷（1375年之前）》
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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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卷導言
第一章明代前中期文學（1375-1572）
第二章晚明文學文化（1573-1644）
第三章清初文學（1644-1723）
第四章文人的時代及其終結(jié)（1723-1840）
第五章說唱文學
第六章1841-1937年的中國文學
第七章1937-1949年的中國文學《劍橋中國文學史：上卷（1375年之前）》
《莊子》中的故事具有虛構(gòu)性，乃至是奇思異想。它反復運用的技巧之一便是將事件轉(zhuǎn)化為夢的維度。例如在夢里，會有骷髏代表死者的立場開口說話，并成為交談的對象。在最有名的故事中，夢境與現(xiàn)實之間的暖昧邊界本身成為了話題：莊周在夢里變成了一只蝴蝶，醒來之后，卻“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整部《莊子》里，各種正常秩序全都顛倒了過來：跛腳之人、拳曲之樹，因其無用而得以免受侵殘、盡享天年；社會義務(wù)要求人們哀悼死者，這違背了萬物存在的自然過程，因為生與死不過是自然變化這一更大架構(gòu)中的不同階段；古代的神圣文本不過是久已作古的死人的糟粕；繁瑣的講解妨礙人們的真正理解，并不能使人掌握任何技藝（如輪扁、庖�。嬲恼莆罩挥型ㄟ^徹底與技藝合一才能達到。在這無數(shù)的寓言里，社會秩序都作為自然秩序的對立面而被擯棄。
《莊子》還進一步利用機智的詭辯術(shù)，迫使常規(guī)邏輯得出荒謬結(jié)論，對理性自身提出了挑戰(zhàn)。它既展示了辯才滔滔的操控力，又指出其局限與超越的可能。就這一點而言，中古時期的玄學以及佛教禪宗充滿悖論的“話頭”，同樣都受到了《莊子》的深刻影響。此外，《莊子》排斥公共事務(wù)的天道自然哲學思想，還有它的神話幻想、豐沛酣暢的想象力，自漢代以來，激發(fā)了詩人、哲學家、小說家（如六朝時期的“志怪”）的無數(shù)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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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中國文學史：下卷（1375－1949）》
本章的討論將從明初的幾年開始，很多人認為這一過渡時期對中國文人而言是最黑暗的時代之一。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整個元代（1234—，1271—或1276—1368），中國文人享有一定的自由（元代的開始時間仍在討論中，或始于金滅亡的1234年，或是忽必烈可汗改國號為“大元”的1271年，或為南宋滅亡的1276年）。正如奚如谷在本書上卷所指出的，有元一代并無文字審查，這是因為蒙古皇帝“對漢族文臣的寫作根本就不感興趣”。1368年驅(qū)逐了蒙古人之后，朱元璋重新開始了對文學的控制，以儒家意識形態(tài)作為政權(quán)合法性的基礎(chǔ)。如前所述，明初的很多文人成為“暴君”朱元璋的受害者。劉基（1311—1375）長期忠誠地擔任朱元璋的謀士，他不僅是杰出的思想家和作家，更以治國能力聞名，但即便是劉基最終也觸怒了朱元璋而遭免職。境遇更危險的是宋濂（1310——1381），他同為朱元璋的文臣，一直為朱元璋所敬重，受命擔任《元史》編纂總裁官。然而，他的孫子牽連了一樁謀反案，他幾乎因此被處決。馬皇后親自介入營救宋濂，才使他免死流放。而宋濂的家人，包括父母、孫子和一個叔叔都被處死。在朱元璋清洗想象的“異己”的過程中，有數(shù)字稱一萬五千人被逮捕并處決。在所有的受害者之中，最著名的一個就是歷元而人明的高啟（1336一1374）。
高啟和英國詩人喬叟（GeoffreyChaueel，約1340—1400）同代而生，喬叟一輩子太平無事，高啟卻不幸生活在中國歷史上最悲慘的年代。元末天下大亂，兵禍加天災，干旱后緊跟著瘟疫流行，正如薄伽丘《十日談》中描寫的瘟疫。高啟幸好生長在富庶繁華的蘇州，在十四世紀的大動亂年代，蘇州不僅是騷人墨客避亂的安樂窩，就是對比當時的歐洲，亦很難找出一個在各方面都優(yōu)于蘇州的城市。也正是在蘇州，從未應考和出仕的高啟成就了他的詩才，結(jié)交了，批文友。早在十六七歲，他便與張羽、楊基和徐賁號稱“吳中四杰”，再往后，他與這三個能詩善畫的文友又被納入“北郭十友”的團體，且位居十人之首。
這些年輕的詩人和書畫家經(jīng)常在姑蘇城中雅集，詩酒酬唱，詠遍了城內(nèi)外的風景名勝，其中詠獅子林的組詩在園林題詠中至今仍屬膾炙人口的名作。所謂“國家不幸詩人幸”，身處動亂的年代，這群文友卻在蘇州城求得了庇護。
無奈好景不長，1356年，出身鹽販子的張士誠率叛軍攻占蘇州，從此在這里割據(jù)長達十二年。張羽、楊基和徐賁均在脅迫下供職張氏小朝廷。高啟則可能考慮到全身遠禍，舉家遷至附近一個名叫青邱的小山下居住。在創(chuàng)作于當時的名作《青邱子歌》中，詩人以“閑居無事、終日苦吟”的隱者自居。后來他離開青邱，漫游吳越達兩三年之久。這次出游顯然是在躲避來自張氏小朝廷的壓力，從寫于此間的托喻之作《南宮生傳》即可看出，在這一充滿危機的時期，詩人在漫漫旅途中進退維谷�！赌蠈m生傳》描寫一個“藩府”屢次要把南宮生招到自己的幕下，但終于“不能得”，因為南宮生憑著機智脫逃了。而就在此時，接二連三的內(nèi)斗和殘殺終于敲響了蘇州小朝廷的喪鐘。盡管在張士誠的割據(jù)下，該城曾一度出現(xiàn)小小的文化復興，但1367年，朱元璋大軍兵臨城下，很多文人學士相繼逃亡，蘇州城隨即一片蕭條，接著便在強攻下陷落。城破后，成千上萬的當?shù)厥考�，包括楊基、徐賁等詩人均被發(fā)配到邊遠地區(qū)。出于仇視強敵張士誠的心理，朱元璋對占領(lǐng)后的蘇州特別殘酷無情。
處此動亂中，高啟旦夕自危，后來他赴南京，短期參加《元史》的編纂工作，但最終還是因文字招惹了殺身之禍，沒能逃脫滅頂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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