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周作人的人生哲學為基本視角，對其人生道路、思想和文體進行整體闡釋。作者認為，在新詩集《過去的生命》中有著周作人的人生哲學。周作人用“生活之藝術”來抵御人生的虛無。這個帶有存在主義意味的人生體驗及其選擇對理解周作人以后的思想和創(chuàng)作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作者據(jù)此來解讀他矛盾復雜的一生，呈現(xiàn)出一幅周作人的清晰、完整的肖像。
作者簡介：
黃開發(fā)，1963年12月生。文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韓國國民大學客座教授、丹麥奧爾堡大學孔子學院中方院長。主要研究現(xiàn)代漢語散文、現(xiàn)代文學觀念和周作人等。
目錄：
引言1
一、周作人的“人學”思想
1．人本主義8
2．社會批評與文明批評15
3．人生哲學23
4．儒家思想的重釋30
二、周作人的雙重悲觀與其附逆
1．對國民性的悲觀38
2．人格面具48
3．辯解與不辯解54
三、周作人遇刺事件始末
1．訪方圻56引 言1 一、周作人的“人學”思想1．人本主義82．社會批評與文明批評153．人生哲學234．儒家思想的重釋30 二、周作人的雙重悲觀與其附逆1．對國民性的悲觀382．人格面具483．辯解與不辯解54 三、周作人遇刺事件始末1．訪方圻562．訪范旭583．一組材料60 四、周氏兄弟早期“啟蒙主義的民族主義”文學觀1．啟蒙主義的民族主義672．不用之用733．別立新宗78五、周作人的文學觀與功利主義1．傳統(tǒng)功利主義批判882．人生派與藝術派913．言志與載道95 六、周作人與晚明小品熱1．一個晚明小品選本1022．晚明小品熱1073．晚明小品與言志派116 七、周作人小品文的文體1．語體及其流變1192．在平淡與不能平淡之間1243．趣味·語言·氣象1324．抄書與抄書體142 八、周作人書信1．“書”與“信”1502．書牘文1523．尺牘156 附錄 周作人研究的十一部著作162 參考書目172前言周作人（1885—1967）是一個在中國現(xiàn)代有著深刻影響的文學家和思想家。在文學理論批評、文學翻譯、新詩創(chuàng)作、散文創(chuàng)作諸方面都取得了開創(chuàng)性的一流貢獻。作為文藝理論家，他在“五四”時期提出的“人的文學”的主張，與胡適的白話文學主張同是“五四”文學革命的綱領性意見；以后又構建“言志”文學理論，強調(diào)作家的主體性，對主流綿延千年的載道主義傳統(tǒng)進行了空前的阻擊，深刻地影響了20世紀30年代的言志文學思潮，對認識新文學與傳統(tǒng)文學的關系以及20世紀中國文學的成就得失，富于啟示性。作為社會文化批評家，他秉承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良知，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上，開展了廣泛的社會批評與文明批評，被視為與魯迅、胡適不相上下的思想家。①作為文學批評家，他走的是印象式批評的路子，《自己的園地》一書確立了新文學批評的礎石。作為新詩人，他的成就相對較小，然而《小河》等氣象新穎的詩歌卻是初期新詩運動中的杰作。作為翻譯家，他別求新聲于異邦，以堪稱典范的譯作參與了新文學建設的進程，特別是其古希臘文和日本古典文學翻譯，鮮有人能與之比肩。當然，他最著名的身份還是散文家，大約從20世紀30年代初期開始就被稱為小品文之王，與魯迅并列為現(xiàn)代漢語散文的兩座最高峰。只是由于在抗戰(zhàn)時期未能保持自己的節(jié)操，附逆投敵，他的名聲才黯淡下去，以致于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里到了被遺忘的程度。
周作人（1885—1967）是一個在中國現(xiàn)代有著深刻影響的文學家和思想家。在文學理論批評、文學翻譯、新詩創(chuàng)作、散文創(chuàng)作諸方面都取得了開創(chuàng)性的一流貢獻。作為文藝理論家，他在“五四”時期提出的“人的文學”的主張，與胡適的白話文學主張同是“五四”文學革命的綱領性意見；以后又構建“言志”文學理論，強調(diào)作家的主體性，對主流綿延千年的載道主義傳統(tǒng)進行了空前的阻擊，深刻地影響了20世紀30年代的言志文學思潮，對認識新文學與傳統(tǒng)文學的關系以及20世紀中國文學的成就得失，富于啟示性。作為社會文化批評家，他秉承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良知，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上，開展了廣泛的社會批評與文明批評，被視為與魯迅、胡適不相上下的思想家。①作為文學批評家，他走的是印象式批評的路子，《自己的園地》一書確立了新文學批評的礎石。作為新詩人，他的成就相對較小，然而《小河》等氣象新穎的詩歌卻是初期新詩運動中的杰作。作為翻譯家，他別求新聲于異邦，以堪稱典范的譯作參與了新文學建設的進程，特別是其古希臘文和日本古典文學翻譯，鮮有人能與之比肩。當然，他最著名的身份還是散文家，大約從20世紀30年代初期開始就被稱為小品文之王，與魯迅并列為現(xiàn)代漢語散文的兩座最高峰。只是由于在抗戰(zhàn)時期未能保持自己的節(jié)操，附逆投敵，他的名聲才黯淡下去，以致于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里到了被遺忘的程度。 周作人一生走過了晚清、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個歷史時期。無疑，他生平最重要的輝煌、失敗、屈辱都是在民國時期經(jīng)歷的。特別是民國歷史上有三次重大的危機，對周作人的人生道路產(chǎn)生了決定性的影響，這三次危機是：辛亥革命后的封建復辟、國民黨的“清黨”運動、日本全面侵華。 民國建立以后，新的政治、經(jīng)濟、教育、文化制度漸漸成形，特別是大學制度為他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所，新聞出版制度則提供了自由言說的文化空間。雖然辛亥革命帶來了新的政體，建立了一系列民主政治制度，但并沒有帶來人們期望中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軍閥混戰(zhàn)，封建復辟，民不聊生，教育凋敝，文化保守主義沉渣泛起……面對亂世中的共和國，知識者普遍的態(tài)度是極度的失望乃至絕望。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最為直接的歷史背景。魯迅在《華蓋集·忽然想到（一至四）》中說：“我覺得仿佛久沒有所謂的中華民國�！薄拔矣X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笔�，自然要追尋緣由。魯迅在該文中還說：“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而是民國的敵人�！绷魧W日本期間，周作人與魯迅一樣，信奉民族主義思想，同情和支持革命，并參加了一些留學生的革命活動。民國成立后，周作人在家鄉(xiāng)紹興著文為新生的共和國歡欣鼓舞，還很快在新政權的教育部門任職。1915年12月，袁世凱稱帝。1917年4月，周作人來到北京，不久即遭遇張勛復辟的鬧劇，產(chǎn)生了強烈的思想上的震動。他后來在《知堂回想錄·一一三》中寫道：“復辟一案雖然時間不長，實際的害處也不及帝制的大，可是給人的刺激卻大得多，這便是我在北京親身經(jīng)歷的結果了�！边�在《知堂回想錄·一一二》中說：“經(jīng)歷這次事變，深深感覺中國改革之尚未成功，有思想革命之必要�！痹谛挛幕珜д邆兡抢�，這是一個普遍的認知。于是，他們想通過文學革命來實現(xiàn)思想革命，從而為政治革新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對民國政府和政權意識形態(tài)畢生都采取了不認同或反叛的姿態(tài)。在“五四運動”的高潮中，面對紛至沓來的社會思潮，周作人提倡空想社會主義的新村主義，與共產(chǎn)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一樣試圖在民國體制以外另起爐灶。然而，正是種種的民國亂象為周作人與其他“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提供了巨大的歷史舞臺。這是一個數(shù)千年未曾有過的新的王綱解紐的時代�！艾F(xiàn)代”的春天乍暖還寒，傳統(tǒng)的堅冰開始分崩離析，然而一座座冰山漂浮在海面上，危機四伏，周作人與幾個主要的新文化的締造者一起，設計出了新的航向，使新文化義無反顧地駛?cè)肓艘粭l寬廣的現(xiàn)代航道。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學”“思想革命”“平民文學”等主張，表現(xiàn)出系統(tǒng)的“人學”思想，為新文化確立了思想基調(diào)。20世紀20年代，他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雜文和小品文的形式，與魯迅、胡適等一起開展了影響深遠的社會批評與文明批評。 1927年，國民黨為了爭權和統(tǒng)一而發(fā)動的“清黨”運動，是周作人前、后期思想和創(chuàng)作的一道分水嶺。1927年、1928年對周作人到底意味著什么？中國大陸在過去很長時間里流行說，周作人被反革命的白色恐怖嚇怕了，再也不敢像在女師大學潮、“三一八”慘案中那樣仗義執(zhí)言了。其實，他在北京知道南方發(fā)生的一系列駭人聽聞的事件后，發(fā)表了一系列雜文，抨擊國民黨政府的殘暴和麻木的國民所表現(xiàn)出的變態(tài)根性。國民黨政府大肆屠殺共產(chǎn)黨人和革命群眾，周作人的不少青年朋友和學生也在其中罹難，他再次感到精神上的恐懼和思想上的震動。他在《語絲》140期上發(fā)表雜文《偶感之三》，文末寫道：“至于那南方的殺人者是何心理狀態(tài)，我們不得而知，只覺得驚異：倘若這是軍閥的常態(tài)，那么驚異也將消失，大家唯有復歸于沉默，于是沉默遂統(tǒng)一中國南北�！边@是一個沉痛、憂憤深廣的發(fā)現(xiàn)，他看到南方國民黨政府與北方軍閥相同的本質(zhì)，更進而看到中國人自古就有的不知道尊重生命的“嗜殺狂”。1927年的事件對周作人和魯迅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國民黨“清黨”事件同樣給了魯迅強烈的震撼，他在《答有恒先生》《三閑集·序言》等文章中說其進化論的世界觀因此崩毀。不過，他選擇了與共產(chǎn)黨聯(lián)合，與現(xiàn)實的政權對抗，對一系列社會和文化事件發(fā)聲。而周作人對現(xiàn)實的政治運動不感興趣，堅持從思想、文化的角度來看待問題，從中看出國人根深蒂固甚至說病入膏肓的國民“惡根性”。他消退了對啟蒙主義的信心和熱情，走上了一條消極個人主義式的“閉戶讀書”之路。他特別強調(diào)讀古書，目的是要通過參照歷史來解讀現(xiàn)實，找出國民性的病根。明明知道虛無，偏又要去追跡、去察明，他把這種態(tài)度稱為“偉大的捕風”。①周作人在民國社會里形成了獨特的民國體驗，這決定了他對民族國家、中國文化以及人類文明的基本判斷，與其一生的功過是非有著內(nèi)在的關聯(lián)�，F(xiàn)實的黑暗和腐敗使他對中國傳統(tǒng)中遺傳性的“小鬼”②有一種近乎神經(jīng)質(zhì)的尖利的敏感，他始終警惕民國背后傳統(tǒng)的長長的、濃重的陰影。傳統(tǒng)文化在他那里受到全面的懷疑和批判。研究者往往因為周作人現(xiàn)實態(tài)度的消極性，忽視周作人這種探索重要的思想意義。盡管現(xiàn)實態(tài)度消極悲觀，周氏仍然以一個現(xiàn)代知識分子平正、通達的態(tài)度，以“人學”思想為標準，去照亮、甄別傳統(tǒng)，更進而以現(xiàn)代思想重釋傳統(tǒng)，其中所體現(xiàn)的批判性思維是“五四”新文化的一種寶貴品格，對于我們今天建設新文化也富有啟示。一種成熟、先進的文化離不開對自身的反思。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fā)生，日本發(fā)動全面的侵華戰(zhàn)爭，民國遭遇空前的危機，中華民族也到了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在一片抗戰(zhàn)聲中，周作人選擇了逃避——“苦住”北平。他滯留北平當然有諸多現(xiàn)實的考量，但不可否認也有思想上的原因，這就是他對中國抗戰(zhàn)前途的悲觀。鄭振鐸在《惜周作人》①一文中，記下了在七七事變之前和周作人的一次談話：“他說，和日本作戰(zhàn)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軍。沒有打，人家已經(jīng)登岸來了。我們的門戶是洞開的，如何能夠抵抗人家？他持的是‘必敗論’�！薄啊財≌摗顾幌嘈胖袊那巴荆嘈湃毡竞＼娏α康木薮��！边@是他在現(xiàn)實層面上的悲觀，然而在其對民族國家的悲觀中，更主要的是他對本民族歷史文化的悲觀。他相信，一個“惡根性”已不可救治的民族是無法贏得一場現(xiàn)代戰(zhàn)爭的，缺乏抗戰(zhàn)的物質(zhì)裝備倒是次要的因素。早在1933年1月14日致曹聚仁的信中，他就說：“榆關事起，平津騷然，照例逃難如儀，十日來要或能逃者各已逃了，似乎又靜了一點下來；如不佞等覺得無可逃，則仍未逃耳。中國大難恐未有已，上下虛驕之氣太甚，竊意喪敗無妨，只要能自反省，知道自己的缺點何在，可望復興。……五四時自己譴責最急進者，□□□□□□都變成如此，他可知矣；他們雖似極左，而實在乃極右的一種國粹的狂信者。不佞平常為遺傳學說（古人所謂‘業(yè)’）所恐脅，睹此更為栗然。中國如亡，其原因當然很多，而其一則斷然為此國粹的狂信與八股的言論，可無疑也。此刻現(xiàn)在，何處可找理性哉！且坐看洪水——來或不來，此或亦虛無主義之一支配！”②對抗戰(zhàn)前途的悲觀也是他后來附逆投敵的思想原因之一。敵偽時期，一方面，他做了不少損害民族國家的事情；另一方面，其思想和創(chuàng)作大體延續(xù)了30年代的路子，并有新的拓展。 以上所述是民國時期對周作人影響最大的幾次歷史事件。民國是周作人一生中最重要的生存空間，他與民國的關系如同植物與土地、空氣，是須臾不離的。本書正是力圖在民國歷史、文化、文學的背景下，勾畫出周作人的精神肖像。描繪一幅畫，需要一個觀察的角度。本書以周作人的人生哲學為基本視角，對其人生道路、思想和文體進行整體的闡釋。長期以來，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周作人的形象是分裂的，一個進步的思想家、文學家與“漢奸”之間是無法調(diào)和的。有人曾把周作人附逆與李叔同出家、王國維自沉視為民國文化史上的三大謎團。魯迅曾對人說過，散文詩集《野草》包括了他的全部哲學。①許壽裳也有言：“至于野草，可說是魯迅的哲學�！雹谖艺J為，在新詩集《過去的生命》中有著周作人的人生哲學。該集收錄了作者從1919年到1923年的詩作，完整地記錄這一階段周作人的心路歷程。他和魯迅等“五四”知識分子一樣經(jīng)歷了夢醒了無路可走的悲哀，苦苦地尋覓人生的出路。在1921年4月所作《歧路》一詩中，他吐露了苦悶彷徨的心跡，面對人生的歧路不知該作如何選擇。到1923年7月的《尋路的人》，他找到了答案：“……[在人生旅途上]有的以為是往天國去，正在歌笑；有的以為是下地獄去，正在悲哭；有的醉了，睡了。我卻只想緩緩的走著，看沿路的景色，聽人家的談論，盡量的享受這些應得的苦和樂，至于路線如何……那有什么關系？”他最終選擇的是以審美的態(tài)度來看待人生，與現(xiàn)實保持不即不離的關系，用“生活之藝術”（這是他作于1924年11月的一篇小品文的名字）來抵御人生的虛無。這個帶有存在主義意味的人生體驗及其選擇對理解周作人以后的思想和創(chuàng)作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可以為他矛盾復雜的一生提供統(tǒng)一的闡釋。換一句話說，從這個視角我們可以為周作人畫出一幅清晰、完整的肖像。民國的陰影籠罩著他，構成了畫面的基調(diào)；畫中人物的表情是蕭散平淡的，然而難掩內(nèi)心深處的苦澀。 本書1999年曾以“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和文體”為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過。這是我的第一部著作，現(xiàn)在看來青澀之處甚多。這次作了較大幅度的修訂：撤去原書關于周作人研究的論爭和研究述評的部分，附錄了《周作人研究的十一部著作》一文；撤去原書《文藝思想的考察》《民俗學方面的工作》，換上了三章論述周氏文藝思想的文字；其他各個部分只做了局部的增刪修改，盡量保留原有的觀點和脈絡。總的來說，這是舊房子翻新，而非在原址上的重建。有些舊有的問題依然存在。 《人在旅途》得到過不少肯定和鼓勵。錢理群先生寫了熱情的序文。吳成年先生發(fā)表書評《悲觀主義的啟蒙思想家周作人——讀黃開發(fā)的〈人在旅途〉》（《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第3期），佘愛春先生發(fā)表論文《中西文化語境中的周作人文藝思想——黃開發(fā)〈人在旅途〉與卜立德〈一個中國人的文學觀〉之比較》（《理論月刊》2010年第8期），孫郁、陳劍暉、安文軍、李憲瑜諸位在相關著述中，都曾給予過積極的評價。他們的鼓勵是本書得以修訂的動力之一。2013年1月8日于北京北七家海樓一、周作人的“人學”思想 周作人與魯迅的文章為世人所重，在很大的程度上靠的是其中所蘊含的深刻而獨到的思想。早在20世紀30年代，蘇雪林就高度肯定了周作人作為思想家的存在：“我們?nèi)缙湔f周作人先生是個文學家，不如說他是個思想家。十年以來他給予青年的影響之大和胡適之陳獨秀不相上下�！雹俸髞碛捎谒牟还獠实男袨�，人們就諱談他在現(xiàn)代思想史上的貢獻了。隨著研究工作的推進，在20世紀90年代，這個問題又被顯著地提了出來。舒蕪長文《周作人概觀》在《中國社會科學》1986年第4期、第5期上發(fā)表時，就點到周作人作為思想家的存在，此文以“以憤火照出他的戰(zhàn)績——周作人概觀”為題收入《周作人的是非功過》一書時，舒蕪作了補充：“‘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家很多，文學家而同時還是思想家的，大概只有魯迅和周作人兩個，盡管兩人的思想不相同，個人的思想前后也有變化，但是，他們對社會的影響主要是思想上的影響，則是一樣的�！雹谥茏魅说乃枷胗绊懠热蝗绱酥螅蔷托枰覀儑烂C認真地對待和繼承。 周作人的思想可以概括為“人學”思想�！叭藢W”是貫穿于他整個散文創(chuàng)作的思想中心，也是其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思想基礎。20世紀40年代，他在回顧自己的讀書生活時說：“不佞讀書甚雜，大抵以想知道平凡的人道為中心�！雹鬯麑ξ幕祟悓W頗有興味，“這原因并不是為學，大抵只是為人”，為知道“人在自然中的地位”（或云“化中人位”）。④這說明他對“人學”思想的建構有著明確的自覺。他的“人學”思想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個可以叫作社會倫理層面，是人本主義的，以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為核心；另一個可以叫作形而上層面，表現(xiàn)出了悲觀主義的內(nèi)容。在現(xiàn)實的撞擊下，他的悲觀主義時常從思想深處上泛，使他的“人學”思想呈現(xiàn)出復雜的色彩。悲觀主義的“人學”思想制約了他人生哲學的形成，他選擇以審美的態(tài)度來觀照人生，既不忘情于現(xiàn)實，又超越現(xiàn)實。周作人不斷調(diào)整和重新組合他的“人學”思想。他努力溝通它與儒家思想之間的聯(lián)系，重新闡釋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國文化，然而他在傳統(tǒng)的形式中表述的仍是西方人本主義的精神實質(zhì)。在一些人的眼里，漢奸與思想家是水火不相容的。我們不妨先把周作人是不是一個思想家的問題擱置起來，看一看他表述了怎樣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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