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作者的個人隨筆集，書中具體收錄了：《多多：是詩行，就得再次炸開水壩》、《江河、顧城：花朵和野獸都已沉睡》、《為什么讀，怎樣讀》、《詩壇“后厚黑學”，或開塞露主義》、《向下盤虛浮的“打假者”鳴謝》、《詩·精神自治·公共性——與金泰昌對話》等作品。
作者簡介：
唐曉渡，1954年1月生于江蘇儀征，1982年1月畢業(yè)于南京大學中文系。先后任職于《詩刊》和作家出版社，現(xiàn)為作家出版社編審，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新詩學會理事，北京大學新詩研究所研究員，海南大學兼職教授。大學期間開始詩歌和文學評論寫作，1981年開始發(fā)表作品目錄：
人與事
人與事：我所親歷的80年代《詩刊》
北島：沒有幸福，只有自由和平靜
多多：是詩行，就得再次炸開水壩
楊煉：回不去時回到故鄉(xiāng)
芒克：今天是每一天
江河、顧城：花朵和野獸都已沉睡
流浪漢戴邁河
開心老芒克
臧棣：另一種印象
閃回80年代詩歌——與《新京報》記者一席談
行者昌耀
世紀行過，卞先生走好
九牛一毛話盛成
福生人與事
人與事：我所親歷的80年代《詩刊》
北島：沒有幸福，只有自由和平靜
多多：是詩行，就得再次炸開水壩
楊煉：回不去時回到故鄉(xiāng)
芒克：今天是每一天
江河、顧城：花朵和野獸都已沉睡
流浪漢戴邁河
開心老芒克
臧棣：另一種印象
閃回80年代詩歌——與《新京報》記者一席談
行者昌耀
世紀行過，卞先生走好
九牛一毛話盛成
福生
父親·小板凳
重新做一個讀者
重新做一個讀者
為什么讀，怎樣讀
斷想斷記
像了卻了一樁夙愿
另一個世界的秘密飛行——牛漢和他的《夢游》
一次不確定的語言歷險——麥城的《形而上學的上游》
一個故事，幾點看法
鼻煙壺和女性文學
詩壇“后厚黑學”，或開塞露主義
底線之下，下而又下——致XX
向下盤虛浮的“打假者”鳴謝
沉思的旋轉門
生命和語言的慶典——懿翎的《把綿羊和山羊分開》
沉思的旋轉門：我讀《抒情年代》
替身和替聲——友友的《替身藍調》
命定的痛——虹影的《孔雀的叫喊》
當代“生存地圖”的新勘探——周瑟瑟的《曖昧大街》
咫尺天涯：復樂園或烏托邦——黃寶蓮的《暴慶的夏天》
幽靈，或沖天大火——姝娟的《紅塵芬芳》
另一種征服，或人性的史詩——考琳·麥卡洛的《呼喚》
對話和潛對話
“我一直在寫作中尋找方向”——北島訪談錄
詩·精神自治·公共性——與金泰昌對話
“和沉默一起對刺”——谷川俊太郎訪談錄
答《南方日報》記者問人與事：我所親歷的80年代《詩刊》
1982年2月22日，我攜著一堆行李到詩刊社報到。和那個年代所有懷有文學夢的青年一樣，對那時的我來說，《詩刊》不僅是一個最具權威性的詩歌刊物，而且意味著一塊靈魂的凈土。正因為如此，當接我的面包車穿過灰蒙蒙的北京城，猛地拐進北郊小關一個比肩掛著“詩刊社/北京市朝陽區(qū)綠化大隊”牌子的素樸庭院時，我基于虛榮心的些微失望（相對于期待中的“詩歌殿堂”）只稍稍露了露頭，就被一陣由衷的欣喜所砍伐：綠化一詩歌，詩歌一綠化，多么富于象征意味的契合！我將要投身其間的，不正是一項綠化人們靈魂的事業(yè)嗎？
時至今日我也不打算嘲笑當初的浪漫，相反卻時常驚悚于這種綠色情懷在歲月風塵中點點滴滴的流失，或被蒸發(fā)。當然，即便在當初，綠色也不是我心境的全部。畢竟此前我已在社會上摔打多年，畢竟我有限的文學經驗已經歷過“思想解放運動”的初步鍛煉。我知道《詩刊》在許多人心目中是所謂“皇家刊物”，近乎詩歌藝術的最高裁判所，但我決不會這么看；我還知道，大凡這樣的機關刊物，都會是觀念沖突的“風口浪尖”，而觀念沖突不可避免地涉及權力斗爭。那么我將扮演一個什么角色？我能否扮演好我的角色？在下班后空空蕩蕩的庭院里我轉著圈一遍遍問自己，不由得心中疑慮重重，忐忑不安。
編輯部主任吳家瑾給我送來一封折成燕形的便函，是副主編邵燕祥先生留請她轉交的。這封便函此后許多年一直夾在我的《英漢詞典》里，有意無意地也不知看過多少遍，可惜前年搬家后不知怎么找不著了，為此著實懊喪了好幾天。說來也就寥寥數(shù)語，大意是說當日要去作協(xié)開會，不能在社里面談，但已請吳家瑾同志調閱過檔案，又看了我的畢業(yè)論文，覺得我是具備當一個好編輯、好評論工作者的資質的�，F(xiàn)在詩歌評論很薄弱，希望我認真學習，盡快熟悉情況，以速速擔負起工作云云。
一個初來乍到者，一個游子，懵頭懵腦之下，突然讀到來自一位景慕已久的前輩和領導的如此親切的文字，其心情可想而知。剎那間我甚至想到古來所謂“士為知己者死”。當然我不敢謬托知己，事實上在其后共事的數(shù)年內，我們的個人關系一直止于“君子之交”，但在私心里，我是頗以能在他的言傳身教下工作為幸事的。他工作作風的嚴謹縝密，為我近二十年的編輯生涯中所僅見。他批閱稿件的細致程度常常令人汗顏：每個值得推敲的句子，每個錯別字，以至每個標點符號。他在稿箋上很少只署諸如“同意”、“不用”這樣更多示其權能的批語，而總是盡可能詳細地說明用或不用的理由，包括必要的提醒以至警告。有一次我的審稿意見寫得過于龍飛鳳舞，結果招來了他的辛辣諷刺：“送審報告不是書法比賽，以后請寫得工整些�！弊屛乙灰娭�，臉紅至腰。
他的儒雅謙遜同樣令我心折。記憶中但凡去他的辦公室，他很少不是迅即起身離座，一起站著說話的；當然，將其理解成一種為了使談話盡可能簡短的策略也未嘗不可。有一件他或許早已忘卻的小事，最能說明他作為領導的胸襟和風格。那是1983年初春，在當天的評刊會上，他著重談了部分青年作者中存在的“學生腔”問題，并以我送審的一首詩為例。會議結束時他建議評論組就此寫一篇文章，盡速編發(fā)�；氐郊孀髋P室和辦公室的房間里我左思右量，心里總也不太平服：倒不是因為受了批評，而是因為我對這首詩有甚不相同的看法。下班前我終于鼓足了勇氣去找燕祥先生，我想那也是我第一次當面向上司直陳自己的藝術見解。我一面為滿頭汗氣蒸騰而大感狼狽，一面緊張地斟酌詞句。我說那首詩或許有一點“學生腔”，但更突出的卻是其飽滿的現(xiàn)代感性，而這正是當前許多作品所缺少的。他隔著辦公桌安詳?shù)芈犞�，始終不置一詞，但目光中充滿了鼓勵，最后他說：“很好。讓我考慮一下�！�
第二天上午我剛在辦公桌前坐定不久，他便敲門而入。時至今日他的語調仍能從遙遠的歲月深處漾過來一陣和風。他說我仔細想過了，以為你昨天的分析很有道理。剛才已去找過××同志，這篇文章仍然要寫，但不會再用那首詩做例子，給你打個招呼。
他完全沒有必要以如此鄭重的方式給我打這樣的“招呼”。他可以坐在辦公室里等我再去找他，也可以在一個順便的場合帶一句；假如是那樣，我當時也會心懷感動，但決不會在記憶中珍藏至今。我不認為這僅僅是在表達個人的某種心情。回頭看去，那一時期的《詩刊》之所以能在詩壇葆有巨大的聲望和感召力，之所以能在復雜的矛盾沖突中做到不亂方寸，除了其特殊的地位及可歸之于“大氣候”的種種因素外，與領導者的工作作風、襟懷氣度和人格魅力有著更為密切的關系：既嚴格又謙和；既精警又誠懇；既有一定之規(guī)，又決不保守僵硬，如此等等。這么說時我心中想著的不僅是邵燕祥先生，也包括嚴辰先生和鄒荻帆先生，盡管對我來說，嚴先生更多是一個慈祥的長者，而鄒先生更多是一個善于審時度勢、有效地協(xié)調各種關系的大師。我唯一不敢妄加評說的是柯巖女士。在我心目中，她與其說是一位難得一見的副主編，不如說是一位真理在握的詩歌監(jiān)護人，一位高不可問、神秘莫測的“大人物”。面對這樣的“大人物”，我從不缺少自知之明。
80年代之于詩即便不是一個黃金時代，也是一個風云際會的復興時代。這種復興始于70年代末，在最初的兩三年內即已迅速呈現(xiàn)為一種新的格局。以下是一些當時形成了重大影響、具有標志性的詩歌事件：
1978年12月，由北島、芒克主持的民間文學刊物《今天》在北京創(chuàng)刊，所謂“新詩潮”開始嶄露頭角。
1979年1月號《人民文學》刊出艾青的長詩《光的贊歌》，此后一批復出的老詩人紛紛發(fā)表作品，形成所謂“歸來者詩歌”現(xiàn)象；4月初，由《今天》編輯部組織的第一次民間詩歌朗誦會在北京玉淵潭公園舉行；5月號《詩刊》轉載了《今天》上北島的詩《回答》等，4月號轉載了舒婷的《致橡樹》，8月號發(fā)表了葉文福的《將軍，你不能這樣做》，引起爭議；第9期《文藝報》發(fā)表公劉《詩與誠實》一文，提出“詩人和作家首先要忠實于人民，忠實于事實”；10月號《安徽文學》最早以專輯的方式發(fā)表50位青年詩人的作品。
1980年《福建文學》自第2期起，開辟“新詩創(chuàng)作問題討論”專欄，討論主要圍繞舒婷的創(chuàng)作展開；4月，在南寧召開了以“詩歌的現(xiàn)狀和展望”為主題的“全國詩歌座談會”，如何評價青年詩人的創(chuàng)作成為爭論焦點之一；5月7日《光明日報》發(fā)表謝冕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率先探討了“新詩潮”的意義；7月，《詩刊》舉辦第一屆“青春詩會”，隨后，10月號推出特輯；8月號《詩刊》發(fā)表章明《令人氣悶的朦朧》一文，由此展開了所謂“朦朧詩”的大討論；9月，詩刊社在北京召開詩歌理論座談會，會上圍繞對“朦朧詩”的評價形成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意見；《詩探索》創(chuàng)刊號推出“請聽聽我們的聲音——青年詩人筆談”專輯；《上海文學》自1月號起開辟“百家詩會”專欄。
1981年5月號《詩刊》發(fā)表孫紹振《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一文，從思想解放運動和藝術革新潮流必然對“權威和傳統(tǒng)的神圣性”構成挑戰(zhàn)的前提出發(fā)，論述了“新詩潮”的哲學基礎和美學特征；4月號《詩刊》發(fā)表程代熙《評“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一文，對孫文進行批駁；5月，詩刊社受中國作家協(xié)會委托主辦的“全國中青年新詩評獎”結果揭曉；7月，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40年代曾在《詩創(chuàng)造》、《中國新詩》等刊物上集中發(fā)表作品的9位詩人的合集《九葉集》；8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40年代曾在胡風主編的《七月》上集中發(fā)表作品的20位詩人的合集《白色花》；孫靜軒發(fā)表《幽靈》一詩引起爭議，并遭公開批判。
類似的“大事記”當然免不了疏漏，但已能大致說明問題；而所有的問題都帶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且與社會文化的歷史進程呼應：一，新格局的主要構成是“文革”后復出的一批老詩人和正在“崛起”的一批青年詩人。二，在度過了最初的“蜜月”階段后，某種內在的分野正變得越來越不可回避。這種分野遠不止是藝術風格的歧異，也無法被歸結為當時人們樂于掛在嘴邊的“代溝”；在更深的層面上，它是新詩在謀求自身現(xiàn)代化（一種與社會文化的現(xiàn)代化既相平行，又相頡頏的現(xiàn)代化）過程中的一個綜合“癥候”。三，《詩刊》作為公開出版的詩歌報刊的“頭羊”，在新格局的形成和演變中發(fā)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理論和批評方面甚至扮演了弄潮兒的角色。然而，隨著復興大潮的潮頭初平，《詩刊》的角色也在發(fā)生相應的變化。這種變化并非出于任何個人意志，而是出于某種集體意志。這種集體意志一方面感受著新詩（思）潮的沖擊所帶來的興奮、眩暈和不適，一方面念念不忘主流意識形態(tài)、體制和所謂“新詩傳統(tǒng)”的規(guī)范，后者作為“看不見的手”事實上早就畫好了一個不可逾越的圈子。有關“朦朧詩”的論爭最初尚能保持學理上起碼的平等、自發(fā)性和張力（這在1949年以后似乎還是第一次，僅此就應對這場論爭予以高度評價，而無論其于詩學建設的意義有多么初級），但越是到后來，要求對詩壇年輕的造翻者進行“積極引導”的壓力就越大。這一特定語境中的“關鍵詞”透露出，對那些白認為和被認為負有指導詩歌進程責任的人們來說，閱讀的焦慮從一開始就與某種身份危機緊緊糾纏在一起，而后者遠比前者更令人不安。
我到《詩刊》后參加的第一次會議，是為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fā)表40周年舉行的老詩人座談會，主題為“漫憶40年前的詩歌運動”，時間是1982年3月15日，地點在新僑飯店。這次座談會分兩撥進行，第一撥已于3月6日開過，與會者主要是當時在“解放區(qū)”的老詩人；我參加的是第二撥，與會者其時大多在“國統(tǒng)區(qū)”。采取這種“分而憶之”的方式想來、是考慮到了話題的方便和角度的不同。比較一下會后發(fā)表的兩篇“紀要”，確也可以發(fā)現(xiàn)某種微妙的差異：前者更多的是在表達“飲水思源”的感恩心情，并強調《講話》精神對中國新詩的現(xiàn)實以至永遠的指導意義；后者則更多地關注和詩歌現(xiàn)狀有關的一些具體問題，包括如何評價新詩成就（對這一代詩人來說，“新詩迄無成就論”肯定稱得上是一道陰影）、如何借鑒外國詩歌、如何看待新詩的形式、如何看待當前年輕人的探索等等。
不用說，面對這些詩壇的名家巨宿我內心充滿了敬意，但必須承認，在與會的大部分時間內我都在不可控制地走神——或許是因為發(fā)言者大多過于斟詞酌句，以致有點沉悶；或許是因為臧克家先生的倏忽來去過于戲劇化，以致留下太大的反差。他在會議開始約十分鐘時出現(xiàn)在門口，在全體起立和一片問候聲里泰然坐下，在眾人凝神屏息的期待中開始發(fā)言。他思路清晰，一二三四，語調急促，辭鋒銳利。他以精光四射的眼神震懾全場，以大幅度的手勢和飛濺的唾液強化他的磅礴大氣。他興致勃勃，口若懸河，如魚在水，如隼在天；但突然間又戛然收束，向主持人一揖致歉，稱身體欠佳，遵醫(yī)囑不可久留，云云。話音未落，人已飄然出座，唯留下盈耳“保重”之聲。
這種旋風式的風格令我一時頭暈目眩。我想他可真像是一條神龍啊。直到一年多以后大批“精神污染”，當初的一幕重現(xiàn)于虎坊路《詩刊》會議室時，我才想到這很可能是一道“大人物”特有的風景。那次他也是姍姍來遲，也是坐下就說，說了就走。那次他的激情更加不可遏制。當說到國內外反華反共勢力正沆瀣一氣，在詩歌領域內刮起一股黑風，妄圖否定左聯(lián)，否定革命文藝，應及時識別，堅決粉碎時，他的手不再是在空中揮動，而是把茶幾上的玻璃板拍得砰砰作響。也正是那次，他原先在我心目中尚有點模糊的形象忽然變得清晰起來，而這一形象頑強地和契訶夫筆下的普里希別耶夫中士疊映在一起。一個像他那樣懷有鋼鐵般的信念和眼光的人，除了捍衛(wèi)與這種信念和眼光有關的秩序外不會再關心什么。他不會困惑，也無意尋求任何意義上的對話，因為他的耳朵中早已充滿同樣堅硬的真理結石。
相比之下，倒是艾青先生的小小牢騷更富于人性，更親切真實。由于他的“泰斗”身份，人們往往傾向于把他的牢騷認作是一種幽默；但如下的一段話在我聽來只能是牢騷。在那次會議發(fā)言的結尾部分他抱怨道：“我只是說寫文章得讓人能看懂，竟遭到有的人非難，寫匿名信痛斥我，說我是詩歌界的‘霸王’；有人要把我送到火葬場�！辈贿^，接下來的一句暗含諷刺的慨嘆確實體現(xiàn)了他的幽默，并且是詩人才會有的幽默。他說，詩“真是臨到了一個高速公路的時代了”。
詩歌當然不會以高速公路還是鄉(xiāng)間小徑作為其價值標志，就像不會以詩人身份的等級，或音量的大小、聲調的高低作為其價值標志一樣；不過，艾青的慨嘆還是可以作為舊秩序解體、新秩序生長的某種隱喻。無論人們愿意與否，無論他們的觀點有多么歧異，也無論還要經歷怎樣的反復，有一點在當時已顯示得足夠清楚，即詩壇已不可能再回到從前那種受控于大一統(tǒng)意識形態(tài)的局面，正進行著巨大吐納的詩歌潮流也必定要漫過所有被預設的河床，而辜負規(guī)劃者的一片苦心。
一個多月后，我又參加了《詩刊》組織的另一次座談會。與會者除編輯部的邵燕祥、吳家瑾和我之外，記憶中有詩人流沙河、劉祖慈、沙白、周良沛，評論家何西來、吳泰昌、嚴迪昌等，地點在安徽黃山腳下的屯溪。由于事先宣布這是一次“不登報、不宣傳、不擴散”的小型內部會議，最初我心中不免懷有某種神秘感，以至直到會議結束，還覺得尚未開始。應該說那是一次真正的“神仙會”，也是我在《詩刊》16年間參加的不多的稱得上“議論風生”的會之一——沒有布置，沒有儀式，沒有主題；杯茶在手，海闊天空，但憑興之所至。最早的半天會尚租用了招待所的一個會議室，當日下午便移至下榻處一個甚為寬敞的露臺上。露臺外順山勢生長著茂密的雜樹林，可聽到棲息其間的大群鷺鳥不時嘎嘎鳴和，鼓翼而起。會議的最后一日，則干脆是在由安徽歙縣至浙江建德、沿新安江而下的一只漁舟里進行的，那可是令李白寫下“人行明鏡里，鳥飛畫屏中”這等詩句的一片風景。或許正因為氣氛如此自由，會上大家都說了些什么反倒記不清了，只留下若干瞬間片斷。比如何西來說到古羅馬奧古斯都、渥大維時代文藝何以繁盛時那炯炯的眼神，比如沙白說到“不要到老虎頭上去拍蒼蠅”時嘴角那意味深長的微笑，比如邵燕祥在談到歷史教訓時那如數(shù)家珍（慘痛的“家珍”！）般的列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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