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培正學院翻譯叢書：文學翻譯中的闡釋行為》主要探討兩個翻譯理論方面的新概念，一是文學翻譯的闡釋行為。作者考察了當前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8種闡釋行為：古典主義闡釋行為、意象派闡釋行為、無翻譯腔調(diào)的本土化闡釋行為、原汁原味的完美派闡釋行為、自由體闡釋行為、注釋派闡釋行為、擴展式翻譯的闡釋行為、名著簡述和編譯的闡釋行為。二是釋譯同源。作者經(jīng)過考察認為翻譯本來就是解釋，從狹義方面看，翻譯是語言之間的轉(zhuǎn)換，包括同一種語言之間的轉(zhuǎn)換，如古典著作的白話譯文；而從廣義方面看，翻譯是解釋的一個方面。再從另一個角度看，所有的解釋也都是翻譯，比如運用淺顯的文字解釋原文的內(nèi)在含義，實際上這就是把原作的內(nèi)在含義翻譯出來。
《廣東培正學院翻譯叢書：文學翻譯中的闡釋行為》適合于廣大英語愛好者與大專院校外語系學生閱讀，也可以作為廣大翻譯工作者的參考書。
目錄：
文學翻譯中的闡釋行為
淺談文化負載詞翻譯的闡釋行為——以《生死疲勞》英譯本為例
濟慈《秋頌》譯文的闡釋行為
《紅樓夢》英譯本中親屬稱謂語的闡釋行為對比研究
闡釋行為理論下的口譯失誤研究
論翻譯中的時空變量對譯本生成的影響
淺談托馬斯·格雷三個中文譯本中譯者的創(chuàng)造性
論文學闡釋的譯者主體性——以《愛情故事》的兩個中譯本為例
《古文觀止》翻譯中譯者主體性中的受動性探索——以羅經(jīng)國《古文觀止精選漢英對照》為例
廣義翻譯論通常在不考慮譯者個人語言風格差異的前提下，時間和空間變量對譯者推測譯文讀者對原文背景知識的缺損度有直接的影響。為了確保具有對話性特征的跨文化交流的成功，譯者應(yīng)該在不同的翻譯時間增補或刪除不同的原文信息。例如在二十年前當西方人對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的了解和興趣不及今天時，我們把中國古典名著甚至現(xiàn)代文學作品翻譯成英、法、德文時應(yīng)該多采用簡寫本或者改寫本。而當時如果要把中國文學作品譯介到對中國文化相對比較熟悉的日本或其他亞洲國家，翻譯時就可以進行全譯或只做少量的信息增補。相反，假如今天西方國家比亞洲國家對中國文化和文學作品更有興趣，而日本和其他東方國家的年輕人對中國文化則不再像他們的父輩那樣了解和感興趣了，那么我們翻譯時就要重新調(diào)整翻譯策略，也許要在中譯日的翻譯中應(yīng)用二十年前中譯英的翻譯策略，在中譯英的翻譯中應(yīng)用二十年前中譯日的翻譯策略。時空變量看似簡單，可是在以“忠實”“等值”這些僵化、教條、抽象的翻譯理念束縛下，我們很少根據(jù)翻譯的時空變量來搭建和控制翻譯的第三空間（翻譯的語境），因此形成了今天中國文學作品和理論文獻進出口的嚴重“貿(mào)易逆差”。
另外，由于在“第三空間中，文化被重新融合，翻譯不再是連接兩個不同文化的橋梁，而成了引進新元素的一種策略”，因此翻譯時譯者也會根據(jù)時間和空間的具體情況來決定引入新元素數(shù)量的多少。由此可見時空變量對譯本的長短有著不可忽視的制約作用。
3.2時空變量對譯本真假的影響
中外傳統(tǒng)翻譯理論研究之所以堅持把忠實、對等作為翻譯的標準，是因為受人類認知局限性的影響，人們普遍認為由于雙語語言結(jié)構(gòu)和語音系統(tǒng)的差異，翻譯中對原文語音特征、語言形式以及修辭特色的丟失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是如果譯文不忠實原文的意義則被視為對原文的背叛而且是不可以接受的。因此翻譯考試和翻譯出版物最注重的是翻譯的對錯。然而，隨著翻譯理論研究不斷地向縱深發(fā)展和翻譯研究領(lǐng)域新成果的層出不窮，我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翻譯時不僅無法完全復制原文的語音特征和語言形式，而且有時對原文意義的不忠和篡改也是在所難免的。
在《文化翻譯與經(jīng)典闡釋》一書中，王寧教授通過例舉賽義德在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論文集《世界、文本和批評家》中收入的《旅行中的理論》一文，指出，賽義德通過盧卡契的“物化”理論在不同時代和不同的地區(qū)的流傳以及由此而引來的種種不同的理解和闡釋，皆在說明理論有時可以“旅行”到另一個時代和場景中，而在這一旅行過程中，他們往往會失去某些原有的力量和反叛性。王寧教授認為這種情況的出現(xiàn)多半受制于那種理論在彼時彼地的人們接受時所作出的修正、篡改甚至歸化，因此理論的變形是完全有可能的。其實，從翻譯的文學操縱學派、解構(gòu)主義學派和后殖民主義翻譯理論的視角來看，翻譯中的“原文”也會和“旅行中的理論”一樣在不同的時空受到不同程度的曲解、修正和篡改。也就是說譯文對原文的忠實程度因時間地點的不同而不同。
文學操縱學派的領(lǐng)軍人物之一TheoHermans曾經(jīng)說過從目的語的視角來看，所有的翻譯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對原文有意的操縱。而對譯本產(chǎn)生操縱的主要原因來自于譯入語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政治狀況。由于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和國情政治是不斷變化的，因此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時間“走人”另一國度，它會受到不同規(guī)格的“待遇”，有時是“禮貌的”有時是“粗魯?shù)摹薄Ｖx天振教授曾經(jīng)講過20世紀50年代我國出版的《紅與黑》的中文譯本中就出現(xiàn)了諸如“社會的蟊賊”“卑鄙的榮耀”“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之類具有強烈批評色彩的字眼，可是同一段原文，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版的《紅與黑》的中文譯本中就找不到這些具有強烈批評色彩的字眼了。熟悉中國現(xiàn)代史的人都知道在解放初期的20世紀50年代我國大量翻譯引進的是類似于《青年進衛(wèi)軍》《鋼鐵是怎么煉成的》這些鼓舞革命斗志的蘇聯(lián)革命文學，像《紅與黑》這樣的西方資產(chǎn)階級文學作品雖然當時還沒被打成禁書（“文革”時期成為禁書），但也不屬于主流文學。翻譯《紅與黑》在塑造人物時譯者使用以上列出的這些極具批評色彩的字眼說明譯者受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對作品中的資產(chǎn)階級人物持敵視的態(tài)度，因此他的譯文對原文的意義也有一定程度的篡改。而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己經(jīng)清除了極左思潮對意識形態(tài)的干擾，開始大量翻譯出版像《簡愛》《紅與黑》這樣的英、法文學名著，在本國多元文學系統(tǒng)中建立新的中心，因此屬于新的詩學范式的《紅與黑》譯本中自然不會出現(xiàn)以上例舉的20世紀50年代譯本中出現(xiàn)的那種極具批評色彩、歪曲人物形象、不忠于原著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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