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借助清使泰西觀劇筆記，探討19世紀晚期西方演劇和國人對其*初的接受。作者認為，至少到晚清時，中國人的“戲劇”含義廣泛，非特指敘事性搬演，而是涵蓋了前現(xiàn)代戲劇文化中對于作為奇技淫巧的物的旨趣；這種“百戲雜劇”觀在同時代西方舞臺上不難找到對應的戲劇文化事實，并且敘事性戲劇從屬于百戲雜劇體格局。*后，筆者還希望從這一中西戲劇比較研究切入，引申到關于今天中國戲劇學自身方法問題的討論。
本書借助清使泰西觀劇筆記，探討19世紀晚期西方演劇和國人對其很初的接受。作者認為，至少到晚清時，中國人的“戲劇”含義極其廣泛，非特指敘事性搬演，而是涵蓋了前現(xiàn)代戲劇文化中對于作為奇技淫巧的物的旨趣；這種“百戲雜劇”觀在同時代西方舞臺上不難找到對應的戲劇文化事實，并且敘事性戲劇從屬于百戲雜劇的總體格局。很后，筆者還希望從這一中西戲劇比較研究切入，引申到關于今天中國戲劇學自身方法問題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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