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于清人對明代文學的批評中國古代文化的發(fā)展有一個規(guī)律性的現(xiàn)象，即后起的朝代一定要否定其前面朝代的文化，以證明自己的合法性。在政治文化上是“改服色，易正朔”等等，在思想文化上則是指斥前朝之失，獲得優(yōu)越感，并在對前一個朝代文化的否定批判中確定自身的發(fā)展方向，凸顯自身的特色。前一個朝代的江山社稷及風流人物已被埋葬在歷史的墳墓中，因此這基本上是一場被告缺席的指控和判決。而前一個王朝既然滅亡了，它本身特別是它的末期肯定有很多失誤，正好為后一個朝代否定它提供了靶子。按此慣例，清代特別是清前期的文學家對明代文學進行了猛烈批判和徹底否定，形成了一股強烈程度前所未有的指斥、嘲笑的聲浪，至今仍在歷史的時空中回蕩。后來清代也滅亡了，人們也要否定清朝。但這時中國社會已發(fā)生根本變化，從古代走進現(xiàn)代，人們要否定的是整個中國古代及古代的文化，所以清朝本身的文化反而僥幸地被否定得較少，清人在某種程度上成了中國古代后起的王朝否定前一個王朝這種游戲的zui后一個發(fā)言者。清人的很多說法，包括對明代歷史文化的看法，就沒有被后來的否定所抵消，而對后世持續(xù)發(fā)生影響。一關于清人對明代文學的批評中國古代文化的發(fā)展有一個規(guī)律性的現(xiàn)象，即后起的朝代一定要否定其前面朝代的文化，以證明自己的合法性。在政治文化上是“改服色，易正朔”等等，在思想文化上則是指斥前朝之失，獲得優(yōu)越感，并在對前一個朝代文化的否定批判中確定自身的發(fā)展方向，凸顯自身的特色。前一個朝代的江山社稷及風流人物已被埋葬在歷史的墳墓中，因此這基本上是一場被告缺席的指控和判決。而前一個王朝既然滅亡了，它本身特別是它的末期肯定有很多失誤，正好為后一個朝代否定它提供了靶子。按此慣例，清代特別是清前期的文學家對明代文學進行了猛烈批判和徹底否定，形成了一股強烈程度前所未有的指斥、嘲笑的聲浪，至今仍在歷史的時空中回蕩。后來清代也滅亡了，人們也要否定清朝。但這時中國社會已發(fā)生根本變化，從古代走進現(xiàn)代，人們要否定的是整個中國古代及古代的文化，所以清朝本身的文化反而僥幸地被否定得較少，清人在某種程度上成了中國古代后起的王朝否定前一個王朝這種游戲的zui后一個發(fā)言者。清人的很多說法，包括對明代歷史文化的看法，就沒有被后來的否定所抵消，而對后世持續(xù)發(fā)生影響。清朝特別是清初對明代文學的批判之所以空前激烈，影響深遠，是幾種因素機緣巧合共同作用的結果。這種批判zui初起于一批明朝遺民文人，他們的目的倒不是否定明朝，恰恰是為明朝的覆滅而感到痛心。他們痛定思痛，力圖總結明代覆亡的原因，找出明代文人、文學、文化與明朝覆亡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反思文人、文學、文化應承擔的歷史責任和應吸取的慘痛教訓。此前其他朝代的遺民也會作類似的反思和批判，但其力度、深度和強度都遠不能與清初的明朝遺民的反思和批判相比。這首先是因為，在明代中后期，在陽明心學特別是其左派和異端及狂禪思想的影響下，社會上興起了一股強烈的富于質疑和批判精神的學術風尚。人們批判某種現(xiàn)象或觀點，必嬉笑怒罵、入骨三分，表達某種見解也往往極其犀利、富于感染力。這種學風雖經明清鼎革，但未驟然消歇，流風余韻延及清代前期，尤為當時堅守明朝遺民身份不與新王朝合作的一部分文人士大夫所繼承。他們的思想和文章仍然保持了明代中后期的凌厲激越的風格。其次是因為，明清易代的過程之急遽，上至帝后下至庶民受禍之悲慘，整個社會動蕩之劇烈，都超過以前的各個王朝更替之際。受這種空前的滄桑巨變的刺激，遺民文人對明代歷史文化的反思就異常痛切深刻，批判就異常猛烈尖銳。緊接他們而興起的清朝前期的文學家，大多是明朝遺民文人的晚輩，深受他們的影響，可以說就是在對明代文學和文化進行反思和批判的文化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對明代歷史文化的批判成了他們的基本常識和習慣動作。同時，清朝是由滿族統(tǒng)治者建立起來的，他們在文化方面本來比較落后，越落后就越不自信，越不自信就越需要通過否定明朝及其文化以抵消自己的不自信并藉此獲得自信，盡管它實際上幾乎全部繼承了明朝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中對它有利和有用的所有內容。因此清朝在靠武力統(tǒng)一全國后，即開始通過一系列舉措，對明代歷史文化進行清算和批判，許多御用文人和普通文人都加入到這一運動中去，調門極其高亢而夸張。這樣，清初明遺民的反省性批判與清朝統(tǒng)治者的政治性批判，官方的批判與民間批判，就前后銜接、二水合流了。因此，我們現(xiàn)在能看到的清朝對明代歷史文化的口誅筆伐，可謂聲勢浩大，給人的印象極為深刻，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后世人對明代歷史文化的看法。關于清人對明代文學與學術的總體性批判，閻若璩的說法頗具有代表性：“前明三百年文章學問不能遠追漢唐及宋元者，其故蓋有三焉：一壞于洪武十七年甲子定制以八股時文取士，其失也陋；再壞于李夢陽倡復古學，而不原本六藝，其失也俗；三壞于王守仁講致良知之學，而至以讀書為禁，其失也虛。”閻若璩《潛邱札記》卷一，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9冊，第407頁。這可能是清代以來否定明代文學和學術者的共識。但這種說法根本經不起推敲。關于八股取士，這是中國政治文化（包括考試文化）發(fā)展的結果，自有其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它確實給明代文學和學術帶來了諸多不利影響，但清代不是仍然繼續(xù)沿用這套辦法嗎？在史學家孟森看來，清代統(tǒng)治者沿用八股取士制度，比明朝統(tǒng)治者用心更為險惡：“明一代迷信八股，迷信科舉，至亡國時為極盛，余毒所蘊，假清代而盡泄之。蓋滿人旁觀極清，籠絡中國之秀民，莫妙于中其所迷信。始入關則連歲開科，以慰蹭蹬者之心，繼而嚴刑峻法，俾忮求之士稱快。丁酉之獄，主司、房考及中式之士子，誅戮及遣戍者無數。其時發(fā)難者漢人，受禍者亦漢人。漢人陷溺于科舉至深且酷，不惜假滿人以為屠戮，以泄多數僥幸未遂之人年年被摒之憤，此所謂‘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者也。”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科場案》，臺灣世界書局1980年3月版，第391頁�？梢娗宕咳耸馨斯晌闹竞τ羞^于明代士人，何以見得清代的文學學術沒有因八股取士而壞，明朝的文學學術就因八股取士而壞呢？或者說，何以見得明朝的文學學術因八股取士而壞，清朝的文學學術就沒有因八股取士而壞呢？關于李夢陽等倡復古學，在它之前，明代文壇被毫無生氣的臺閣體所籠罩，正是李夢陽等發(fā)起復古運動，明代文學才煥發(fā)生機，并引發(fā)了明中后期文壇的一系列新變。難道沒有復古運動，明代文學繼續(xù)沿襲臺閣體的軌轍，就能取得輝煌成就嗎？關于陽明心學，我們現(xiàn)在知道，這是明代思想文化zui重大的貢獻。它不僅帶來了明中晚期思想界生機勃勃的局面，催生了明中后期雅文學領域和通俗文學領域多姿多彩的景象，也沾溉了明末清初學術界富于批判精神的思考和探索。直到今天，它對我們倡導主體理性精神的獨立自覺，提升整個民族的素質，仍具有巨大的潛在的積極意義。如果沒有復古運動和陽明心學，明代文學和學術還能在歷史上留下什么東西呢？具體到從清初開始的對明代文學的批判，蔣寅《清代詩學史》diyi卷指出，清初人批評明代詩歌的三大弊端是：模擬之風、門戶之見和應酬之習。蔣寅《清代詩學史》diyi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頁。關于應酬之習，其實不止明代存在，在唐宋以來就存在，嚴羽就曾嚴厲批評唐代元白韓孟、宋代蘇黃等連聯(lián)斗押，宋代文人以詩為交際工具，認為這些給詩歌帶來了嚴重危害。明代前、后七子、云間派的詩人，都強調詩文必須有為而作，對應酬之風給予過猛烈抨擊。若說以詩為應酬之具，清人的行為毫無疑問比明人嚴重得多，汗牛充棟的清人詩文集，應酬之作所占比例絕不會低于明人創(chuàng)作。關于門戶之見，這確實是明代人論詩論文的一個特點。所謂門戶，一是指某種文學主張，或某種文學主張確定的取法范圍和標準；二是指詩文作家因文學主張等原因而形成的文學派別。這兩個方面是相互聯(lián)系的，文學派別的形成一般以共同的文學主張為基礎，當然人際關系、名利等因素也難免會滲透到門戶之見中。文學而有門戶，可以說是文學發(fā)展的必然現(xiàn)象。門戶之見有利有弊。狹隘的門戶之見，或純粹出于利益的門戶之見，自然對文學的發(fā)展不利。明代人之所以有比較強烈的門戶之見，主要是因為他們有鮮明的文學主張。茶陵派、前、后七子、唐宋派、吳中派，公安派、竟陵派等，文學主張都大為不同。甚至同一個文學流派內部，不同群體、不同個人的文學主張也不一樣。有門戶就有主張，就有爭論，這體現(xiàn)了明代文學家在文學理論方面的高度自覺。而不同的文學觀念的沖突和交融，正是文壇充滿活力的表現(xiàn)。清代詩、詞、文等也分種種流派，也都有各自的信從群體，有各自的主張和取法范圍。有清一代的文學，也就是由種種流派、門派組成的。清代文學的成就，也是藉各種流派、門派的存在而呈現(xiàn)的。因此文學而有門戶，不足為怪。至于那種純粹為了名利而標榜門戶，借吹捧文學派別的領袖而抬高自己，過于刻板地強調某種風格流派、取法對象，而肆意貶低其他風格流派、取法對象的行為，明人也已經察覺，并給予猛烈抨擊。且不說基本上一直不為疊相主導文壇的文學流派所牢籠的吳中派文人對文壇上的門戶習氣有過多么辛辣的諷刺，即使是復古派領袖如王世貞等，一方面為擴大自己文學主張的影響而廣招同儕，一方面也對這種陋習深表不滿，他曾說：“大抵世之于文章，有挾貴而名者，有挾科第而名者，有挾他技如書畫之類而名者，有中于一時之好而名者，有依附先達假吹噓之力而名者，有務為大言樹門戶而名者，有廣引朋輩互相標榜而名者，要之非可久可大之道也。邇來狙獪賈胡，以金帛而買名；淺夫狂豎，至用詈罵謗訕，欲以脅士大夫而取名。噫，可恨哉！”（《藝苑卮言》卷八）歷覽清人對文學界惡劣門戶現(xiàn)象的批評，其刻畫之逼真，指斥之痛切，似未有超過王世貞這段話者。關于模擬之習，文學貴在創(chuàng)新，簡單模擬前人，自是文學大弊，明代文學家不可能連這個簡單的道理也不懂。李、何、王、李等復古派作家主張學古，但他們的目標是“擬議以成變化”，即通過認真揣摩學習古人優(yōu)秀作品，熟練掌握詩文創(chuàng)作法度技巧，在此基礎上自由變化，形成自身的特色。模擬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獨創(chuàng)才是目的。而文學創(chuàng)作的實踐告訴我們，模擬學習前代優(yōu)秀作家的優(yōu)秀作品，實際上是文學創(chuàng)作必須經歷的一個過程。復古派作家強調揣摩學習古人的作品，是符合創(chuàng)作實踐的一種合理主張。從來沒有哪一位復古派作家認為模擬就是目的，把模擬當做創(chuàng)作。相反，他們對簡單模擬的現(xiàn)象也提出了嚴肅批評。即如zui強調“擬議”的李夢陽，也反復申明“擬議”的目的是“自成一家之言”，對那種“竊古之意，盜古形，剪截古辭以為文”的做法不予認可，稱“謂之影子誠可。”（《駁何氏論文書》）徐禎卿早年浸染吳中詩風，后來在李夢陽等引導下轉而學古，又似乎走向另一個極端，即太重模擬古人，太重體格法度，而自由變化則略顯欠缺。徐禎卿年僅三十三歲因病早逝，李夢陽為他的詩文集作序，對他提出批評并表示惋惜：“夫追古者未有不先其體者也。然守而未化，故蹊徑存焉……”（《迪功集序》）至于唐順之等所謂唐宋派作家，袁宏道等公安派作家，以及徐渭、湯顯祖等，對剽竊模擬更進行過嚴厲指斥。徐渭稱當時復古派特別是其末流的詩文創(chuàng)作剽竊模擬，有如“鳥之為人言；《徐渭集·徐文長三集》卷十九《葉子肅詩序》。第519頁。袁宏道《敘小修詩》等文中對復古派末流“剿襲模擬、影響步趨”的現(xiàn)象作了尖銳批判，袁宏道著，錢伯城箋�！对甑兰{�！肪硭�，第188頁。其言論就更為人們所熟知了。 綜上所述，清人對明代文學與文化的批評，大致分成幾種情況，一種批評是合理的，如對八股取士制度和詩歌創(chuàng)作應酬之習的批評，但在這兩方面清代人與明代人并無二致，或者說還變本加厲了。不必因此就說清人沒有資格批評明人，但至少這肯定不是明代文學的成就比不上清代文學的原因。另一種批評屬于誤解，如清人對明代文學的門戶之見和模擬之風的批評。清人未能完整準確地把握明代人關于門戶問題和學古問題的理論見解，不了解明代文學家具有強烈門戶意識背后的深刻原因與積極意義，也不理解明人強調學習古人的真實意圖及其合理性，不能對其進行辨證的分析，因此這種批評就比較膚淺，似是而非。還有一種批評是從保守的思想觀點出發(fā)的，如對整個復古運動和陽明心學的看法，我們自然更不應該盲目信從。總之，清人對于明代文學與文化的批評，未能完整準確地把握其歷史面貌，因此既沒有充分認識其重要價值，也沒有真正抓住其根本缺陷。信息
該書主要從文學思潮演進的維度，對明代文學的發(fā)展過程進行動態(tài)考察和整體觀照，兼顧了文學的外部環(huán)境與內部構成的變化，將明代文學思潮的演變放在明代社會歷史發(fā)展的總體背景中進行考察，并特別注意黨爭、知識分子政策和文化政策、理學的發(fā)展、科舉風尚、手工業(yè)和商業(yè)的發(fā)展和市鎮(zhèn)經濟的繁榮等對文學思潮的影響。作者對各種思潮和流派都有十分深入的分析和論述。這是一部完整描述明代文學思潮本來面目和演進軌跡的斷代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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