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學者、黃埔軍校“*受學生歡迎的政治教官”高語罕之定鼎力作一部集思想性、藝術(shù)性、文化性于一體的《紅樓》盛宴一部視角獨特、深度解密《紅樓夢》的顛覆性力作
本書簡介：
高語罕胡適馮玉祥胡適先生個人在這四十年中的生活和遭遇，并且曉得他所經(jīng)歷的時代曾經(jīng)是怎樣一個時代，他所生息的社會曾經(jīng)是怎樣一種社會，至少它們的輪廓我們是可以得其仿佛的了，推而至于其他一切傳記或自傳一類的小說，皆是一方面描寫自己，同時也就反映著它的著者所處的時代和社會。這一層，《紅樓夢》尤其做得功德圓滿，毫無遺憾。或許有人說：寫實小說，只是寫實而已，有什么稀奇？實則這是誤解了寫實主義的內(nèi)容。寫實主義并不是把你的遭遇、生活、見聞或思想隨你的意思描寫出來，便算完事，而是要在你所生活、所遭遇、所見聞的森羅萬象、紛紛紜紜之中，分別出輕重、主客、本末、深淺來，然后把握住現(xiàn)象的內(nèi)幕、問題的核心、事實的主要因素和歷史的動力等等，尤加以處理、加以組織技巧地敘述出來，實在不是一件容易事！所以法國的偉大文學家巴爾扎克（1799—1850）為要創(chuàng)作寫實作品，特地降低自己的物質(zhì)生活，住在很僻靜的小街上，“常到郊外去看看那里的生活方式、那里的居民的性格”。“因為，”他說，“我是不大喜歡修飾的，而且穿得像工人一般，所以一點也不使他們見外，當他們大家站在一堆的時候，我也混進他們中間去，留心地看看他們爭論各種生意經(jīng)，就是在那時候，觀察之對于我，已經(jīng)成了直覺的了；它并不忽略外表的肉體，但是它更深入。深入到內(nèi)部的心靈，或者寧可以這樣說，它把我們外表的瑣事把握得這樣完善，所以它能即刻超過這些瑣事而更深入，它給我這樣一種勢力，使我覺得自己遇著自己所觀察的那一個人的生活，使我在不知不覺中，把自己代替他，像《天方夜譚》中那個回教僧一樣，當他向某一個說了某些話的時候，他就占有這個人的肉體和靈魂了。”（恩格斯論巴爾扎克）就是說，他考察那個人的生活時，就設身處地同他過著一樣的生活，有著一樣的心靈，懷著一樣的感覺，起著一樣的思想。這就是法國寫實主義大師巴爾扎克說他要寫作而走到貧民窟與庸眾為伍的故事。若是寫實主義那樣容易，巴爾扎克又何必去吃這些苦頭呢？但是光能舍得身子與庸眾為伍，犧牲自己的高貴舒適生活和世俗尊榮的地位還不夠。因為社會的一般現(xiàn)象，除了少數(shù)居高位的人而外，要想見到貧民的生活現(xiàn)象并不難，所難的是怎樣能遇到這種現(xiàn)象便把它抓住，不讓它打你面前空空滑過，這需要另一種工具，就是社會科學、歷史科學、哲學、心理學、生理學或其他藝術(shù)等等的造詣。所以每一個寫實主義大師都是社會科學家、歷史科學家、哲學家、心理學家、生理學家和藝術(shù)家。某一種社會現(xiàn)象在常人看來一文不值，然在寫實主義的文學大家看來，卻是極可寶貴的材料或題材；而在一般凡庸作家所看見的，認為必須描寫的材料，在天才的寫實主義作家看來，卻極不重要。因為偉大的寫實主義作家，除了他自有生以來稟賦的天才外，還富有熱烈的同情心與上述各種科學的精深的修養(yǎng)，遂從其中養(yǎng)成一種極明快、極深刻、極銳利的眼光，極深遠的幻想力，和極偉大的描寫技術(shù)，才能從森羅萬象、紛紜錯雜之中，看出現(xiàn)象的重要成分，加以合理的處理，把它組織起來，這才能成為寫實主義的作品。譬如《紅樓夢》，設非曹雪芹身歷其境，所謂“親見親聞”，怎樣能寫出這樣一部偉大的作品？但是，即使“親見親聞”，設使沒有曹雪芹那樣細心的體貼、精密的觀察，也寫不出它這樣深刻的小說，設使沒有他那篤性至情、泛仁深愛，又怎樣能以把它寫得那樣可泣可歌、一唱三嘆？設使他沒有綜合極錯綜的現(xiàn)象、處理極復雜的材料的天才以及精巧絕倫的描寫技術(shù)，也不會把它寫得這樣勻稱、這樣美麗、這樣生動！假使曹雪芹對于中國的詩歌沒有深造，則大觀園的歷次詩社的敘述尤其是姽婳將軍長歌從何處下手呢？林黛玉對香菱說詩的那種意境又從何得來呢？大觀園那些題名與對聯(lián)又如何能想得那樣典雅堂皇呢？清代八旗詩人敦誠答曹雪芹詩有云：曹子大笑稱“快哉”，擊石作歌聲瑯瑯。知君詩膽昔如鐵，堪與刀影交寒光！我有古劍尚在匣，一條秋水蒼波涼！君才抑塞倘欲拔，不妨斫地歌王郎。據(jù)此，則知雪芹實有很大的詩才，且負奇氣，但其詩不傳，真正可惜可嘆！假使雪芹對于中國幾千年的建筑藝術(shù)沒有研究或心得，那他對于偌大的一個大觀園的場面又怎樣能加以井井有條的描畫呢？假使雪芹對于中國的繪畫藝術(shù)沒有素養(yǎng)，薛寶釵代惜春設計描畫大觀園圖，舉凡調(diào)色、布局、分光以及關(guān)于藝術(shù)種種問題，又怎樣能以說得頭頭是道、絲絲入扣呢？假如雪芹對于佛學，至少對于中國佛學，或至少對于禪宗沒有問過津，那寶黛之間的談禪和寶妙之間的一些機鋒又怎樣能以說得入情入理，舉重若輕呢？假使雪芹對于中國的儒道兩家的內(nèi)容沒識得透徹，那他又怎樣對于它們加以褒貶或敘述呢？凡此皆足以證明《紅樓夢》這部偉大寫實主義作品的著者之所以成功不是偶然的��！不是光會寫幾句“你呀”“我呀”或“的”呀“嗎”呀的能僥幸成功的，必須博古通今才有可能的。我們再看托爾斯泰（1828—1910）的代表作——《戰(zhàn)爭與和平》是用他的哲學（無抵抗主義）為基礎，描寫十九世紀的俄國和世界種種世相的偉大作品；左拉（1840—1902）的《盧貢家族的家運》是用心理學、生理學、遺傳學描寫并分析法蘭西第三帝國時代之一班新貴族的一切生活、一切形相和一切心理狀態(tài)的杰作�，F(xiàn)在還生存的“未來世界”的作家韋士（H.G.Wells）的文藝作品大都是運用機械科學、化學、物理等科學和知識為題材寫出來的。韋氏的著作雖屬于理想（有時且失之幻想，流于非科學，如他對于中日戰(zhàn)爭的預言），但它仍然是建筑在現(xiàn)代科學和客觀條件之上的，也不能逃出現(xiàn)實。這樣看來，寫實作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不是人人能做得到的�？梢姟都t樓夢》的寫實的成功非同小可。有人說：那么，《紅樓夢》是寫實主義的作品，難道《水滸傳》《儒林外史》等不是寫實主義作品嗎？誰說不是？但是《水滸傳》的描寫固然不錯，它那短小精悍的造句遣詞雖然難得，但它所描寫的農(nóng)民社會和梁山泊的生活極其單調(diào)，沒有《紅樓夢》所包含的這樣豐富復雜，這樣波瀾壯闊！《儒林外史》的描寫技術(shù)雖然深刻，但它的組織不相連貫，各篇各自獨立，不像《紅樓夢》體大思精，自始至終，脈絡貫通，才撐得起長篇巨制，所以《紅樓夢》實是一部空前的寫實主義的偉著。章回小說到了《紅樓夢》才算完成了它在明清之際文學發(fā)展的使命。但這也不是無因的，我們知道文學的內(nèi)容對于它的形式是有著決定的影響的。社會的經(jīng)濟——生產(chǎn)的發(fā)展——到了一定階段，從前矗立在它上面的一切建筑，如各種社會制度、政治制度等等便不能和它相適應；不但不能適應，反而做了它發(fā)展的障礙，而必須加以變革。文學上的表現(xiàn)形式就是這樣。因為某一時代某一社會，它的物質(zhì)生活一經(jīng)轉(zhuǎn)變到另一階段，那表現(xiàn)它的一切意識形態(tài)的文學形式也必然要發(fā)生變革，我們前面略述的中國文學之史的發(fā)展就是這個緣故。明清之交的章回小說，便是十七十八兩世紀日趨于繁榮的中國社會生活的產(chǎn)物，它之產(chǎn)生是濟宋元以來的平話和元明以來的詞曲之窮，所以是應運而生的。但《紅樓夢》出世，集了章回小說之大成，同時也就結(jié)束了章回小說的命運，因為此后再沒有一部章回小說勝過它的或和它抗衡的。因為鴉片戰(zhàn)爭以后，列強的兵艦大炮轟開了我們的萬里長城，中國的經(jīng)濟政治都起了急劇的變化，由太平天國的革命可以證明這一點；其后甲午戰(zhàn)敗，八國聯(lián)軍，是中國的經(jīng)濟政治又經(jīng)過一次巨變，由戊戌政變證明了這一點；其后辛亥革命，反對帝制、反對北洋軍閥，是中國的經(jīng)濟政治又一巨變，由五四的文化運動得到證明。至此中國的經(jīng)濟政治已走上一新階段，不獨思想上起了大變化，即表現(xiàn)思想的形式——文學也起了變化。這就是說，內(nèi)容決定形式，即在《紅樓夢》本身也可得到證明：賈政命寶玉、賈環(huán)、賈蘭等題詠“姽婳將軍”林四娘時，賈蘭作了一首七絕，賈環(huán)作了一首五律，寶玉卻不以為然，他說：“這個題目，似不稱近體，須得古體，或歌或行，長篇一首，方能懇切。”（第七十八回）寶玉所謂“不稱”，就是說絕與律詩太單調(diào)，太拘于格律音節(jié)，不能把姽婳將軍為國為夫慷慨赴死的偉大場面，寫得淋漓盡致。故必用古體即歌行來描述它。因為歌行的句調(diào)長短，比較自由，音節(jié)亦較近于自然。這便是內(nèi)容決定形式一個更有力的證據(jù)。這在杜甫、白居易等的集子中，隨處都可以得到證明的，推之其他文藝也莫不如此。在《紅樓夢》出世前后素來被認為“稗官野史”，被認為“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的小說家言，也漸漸為一般社會所承認、所重視，甚至視為生活所必需了。實則真想知道古今來的真正史實，與其讀那堂哉皇哉的斷爛朝報的正史——官書，毋寧讀稗官野史，因為在不平等的時代只有稗官野史才是極可寶貴的社會史。一部廿四史中，真正值得我們稱贊的，只有遷史，其他十九皆是“奉令承教”的官書，不能成為信史，所以陳壽的《三國志》，后人稱之為“穢史”，良有以也。因為正史的編修沒有不受當時或繼盛朝而起的統(tǒng)治者的指示或嚴重監(jiān)視的，凡與統(tǒng)治者的威望和利益相抵觸的記載，雖屬鐵一般的史實，也只得割愛；而所記載的大都不離乎歌功頌德之詞，所述說的大都是神奸巨憝、獨夫民賊之流。至于野史稗乘，拘束顧忌較少，可以振臂直書，藏之名山，不布之于當時，必傳之于后世。曹雪芹著《紅樓夢》，據(jù)說原稿寫得極其率真露骨，屢經(jīng)改纂，始成今本。所以第一回便說：“曹雪芹于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
目錄：
，分出章回，又題名‘金陵十二釵’。”原來這書——《石頭記》——通稱《紅樓夢》，后來又改名《情僧錄》，東魯孔梅溪又題曰《風月寶鑒》。它本有一段很慘痛的歷史，后來再說，現(xiàn)在只顧名思義，就曉得它（本書）乃是人間男女的一面愛的鏡子，所有癡男怨女，我我卿卿，離合悲歡，生生死死，都一一映入這面鏡子——這一部書里。其實這面鏡子也許就是本書一件蔭蔽的外衣，故意把人的眼光移在風月方面，逃開當時政治上的注意，所以那時雖已流傳人間，但僅有極少數(shù)士大夫取為消閑排悶之資，并沒把它當作正經(jīng)書看。這便無異于沉淪海底一般。直到五四運動前后，這部書才真正蒙到一般人的青眼，這一面鏡子才刮垢磨光，重以其晶瑩澈照的光輝與世人相見。所以我說的“這面鏡子”并不只是鑒戒人間的風月冤業(yè)，反照男女悲歡離合的鏡子，而是清初整個時代、整個社會的一面鏡子。這面鏡子比風月寶鑒不知要夸大多少倍呢！我想諸位聽了這話，一定會有人笑我“未免過分夸張”，實則不然！無論什么超時代的作品，它的出發(fā)點和它的根據(jù)總脫離不了它的作者所生息其中的時代和社會。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譬如他的“鄉(xiāng)下醫(yī)生”吧，其中所反映出來的每一條江河、每一座城池、每一個教堂、每一個村莊、每一個人物的裝束穿著、每一件藝術(shù)品、每一件武器，以及軍隊的教育或編制都脫不了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上半期的法蘭西的物質(zhì)生活的本相。左拉的《盧貢家族的家運》所敘述的每一革命人物、每一革命行動、每一宴會、每一周旋、每一座談，都在暴露法蘭西第三帝國前后，革命運動中一切實際生活的真相和反映這種生活的家庭組織和關(guān)系、國家政治之興衰更替、農(nóng)民生活情形和人民心理狀態(tài)都如實地光照在它上面。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也是如此。托爾斯泰生存在十九世紀下半期和二十世紀的初頭，這時俄國從一八六〇年代以后，工業(yè)受了歐美先進國家的影響正在資本主義化，農(nóng)村土地一天天地在集中，因而農(nóng)村一天天地革命化，同時，它的貴族便日即于沒落，然而它還在掙扎，所以托氏的作品在這“現(xiàn)存的而且相當鞏固地組織舊式的貴族的生活和文化的氛圍中”產(chǎn)生出來，“就不能不取材于貴族家庭，莫斯科附近的領(lǐng)地，彼得堡的宮殿，莫斯科別墅，看家人、農(nóng)奴、地主、年貢以及具備一切獨特‘色彩’秩序，風俗的、經(jīng)濟的、政治的、家庭的生活；此外，還須在這些組織上以構(gòu)造的形象建立本能的反應、風習以及見解、道德規(guī)范、意見、定見、藝術(shù)趣味、科學知識、信條、迷信、疑惑等等”。凡此種種都在托爾斯泰的這部偉著中表現(xiàn)著。托爾斯泰是位世界的大文學家、天才的藝術(shù)家、偉大的哲學家，而且是偉大的寫實主義的作家，他在進求他的寫實主義的使命時，對于俄國的貴族政治、農(nóng)奴政治、專制政治以及俄國貴族的豪奢、地主的剝削都予以極深刻極客觀的描畫，并予以極無情的批評。但同時，他是貴族出身，因而他對于貴族政治的興衰存亡不能忘情，所以一談到貴族政治權(quán)應該顛覆或是應該維持的問題，他就彷徨起來，徘徊在歧路之上了。于是可敬又可憐的托爾斯泰就不能不乞憐于宗教了，就不能不提出他的“無抵抗主義”的哲學，企圖給行將沒落的俄國貴族打救命針了！所以他的作品，就表現(xiàn)出矛盾來。伊里奇說：“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伊先生的意思是說：看了托爾斯泰的代表著作，我們便可以認清俄國如何必須資本主義化，俄國的土地如何日即于集中，俄國的人民大眾如何日益革命化，俄國革命從一八六〇年以后到一九〇五年，從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究竟是怎樣一種過程。就是說，托爾斯泰本身和他的著作所表現(xiàn)的矛盾——“一方面一個天才的藝術(shù)家不僅給了我國（俄國）生活一幅無比的圖畫，而且給了世界文學以最上等的作品；一方面對于社會的虛偽和謊言進行極有力的直接和誠直的反抗；另一方面又是一個‘托爾斯泰主義者’，即一個腐爛的、帶神經(jīng)病氣質(zhì)的輾轉(zhuǎn)于污泥中的人……一方面對于資本主義的剝削，加以無情的批評，暴露政府的兇殘，揭穿一切司法的和行政管理的喜劇，顯示在財產(chǎn)的增加和文明的進步與工人群眾的貧窮、粗暴和痛苦的增長之間的矛盾的深度；另一方面又愚蠢地宣傳‘不要用武力去抵抗罪惡’；一方面是最清醒的寫實主義，撕毀任何一切的假面具，另一方面又鼓吹世界上最討厭的東西：Religion”。所以托爾斯泰的著作就是俄國革命過程中的一面鏡子，它把俄國那時社會上的一切矛盾都須眉畢現(xiàn)地照了出來。《紅樓夢》把十七八世紀的中國社會的種種矛盾給我們照了出來：它給我們照出當時宮廷貴族的奢侈生活，大觀園中賈府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鎮(zhèn)日價的各種享樂；他們只知窮奢極欲，不復知人間有什么痛苦，他們認不得“當票”是什么，他們不曉得米多少錢一升布多少錢一尺。我們現(xiàn)在且拿寶玉的一個大丫頭——襲人回家探母一事做比吧！當她要回家，鳳姐派了周瑞家的帶了一個跟著出門的媳婦，又帶著小丫頭，雇了大車一輛、小車一輛，又派四個有年紀的跟車。至于襲人頭上戴著幾枝金釵珠釧，身上穿著桃紅百花刻絲銀鼠襖、蔥綠盤金彩繡錦裙，外面穿著青緞灰鼠褂，鳳姐還以為不闊氣，又給她一件大毛子的——石青刻絲八團天馬皮褂子；又嫌她的彈墨花綾水紅袖里子灰包袱不夠漂亮，給她一個玉色?里的哆羅呢包袱；又給她一件半舊大紅猩猩氈的大氅——雪褂子。（第五十一回）一個大丫頭出門，乃有這樣的排場，這樣的奢華，則當時貴族的生活已可窺見一斑了。我們再看看大觀園中公子小姐們吃螃蟹吧！劉姥姥看了之后，發(fā)表了一段談話的故事便明白了。故事是這樣的：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見那螃蟹了，一斤只好稱兩個三個，這么兩三大簍，想是有七八十斤呢。”周瑞家的道：“若是上上下下都吃，只怕還不夠。”平兒說：“哪里都吃？不過都是有名的吃兩個呢。那些散眾也有摸著的，也有摸不著的。”劉姥姥道：“這樣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錢，五五二兩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夠我們莊家人過一年的了！”（第三十九回）現(xiàn)在的人聽來，對“二十多兩銀子”并不一定會表示驚訝，因為現(xiàn)在重慶一桌比較像樣的酒席就要一萬數(shù)千元到兩萬元，但是在差不多二百年前的中國社會的經(jīng)濟生活，這個數(shù)目也就夠駭人的了，因為他們吃一頓螃蟹就吃去“莊家人”一年的嚼用！若果這種描寫還不夠，我們可拿趙媽媽下面的話做個說明，她說：“……如今還有現(xiàn)在江南的甄家。啊呀呀！好世派！獨他家接駕四次，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也不信。別講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有的，沒有不是堆山積海的。‘罪過罪過’四字竟顧不得了！”（第十六回）這里我要附帶說明一下：《紅樓夢》中所謂“甄家”，實際上就是“賈家”，賈者假也，“甄”者真也。因為曹雪芹明明告訴我們“將真事隱去”，故用“賈雨村”一名畫龍點睛。而且甄家賈家都是指的“曹家”，因為康熙帝南巡六次，曹家在江南接了四次駕，可以考見。作者之所以如此故弄玄虛，自然是適應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之不得已的辦法。還有書中所謂大觀園并不在北京而是在南京，據(jù)袁子才的記載，他的隨園就是大觀園的故址；所謂書中“長安”也不是指陜西的長安，而是泛指當時的京城北京，因為著者既用種種方法避免指實朝代和政治首都，故渾用“長安”一詞，暗指北京，猶之乎我們現(xiàn)在常常在書信中說：“長安大不易居”，乃是指各人所身居的戰(zhàn)時國都，即重慶。讀書不可拘泥，否則為古人所欺矣！在土地關(guān)系和農(nóng)民問題上，《紅樓夢》有一段極詳盡的敘述，給我們把它透視得清清楚楚。當寧國府的黑山村烏莊頭烏進孝送租課來時，他的稟帖和賬目，恕我冗長，把它們讀給諸位聽聽。紅稟上寫著：“門下烏進孝叩請爺、奶奶萬福金安，并公子小姐金安，新春大喜大福，榮貴平安，加官進祿，萬事如意。”（第五十三回）單子上面寫著：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狍子五十只，暹豬二十個，湯豬二十個，龍豬二十個，野豬二十個，家臘豬二十個，野羊二十個，青羊二十個，家湯羊二十個，家風羊二十個，鱘鰉魚二個，各色雜魚二百斤，活雞，鴨，鵝各二百只，風雞、鴨、鵝二百只，野雞，兔子各二百對，熊掌二十對，鹿筋二十斤，海參五十斤，鹿舌五十條，牛舌五十條，蟶干二十斤，榛、松、桃、杏穰各二口袋，大對蝦五十對，干蝦二百斤，銀霜炭上等選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萬斤，御田胭脂米二石，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粳五十斛，雜色粱谷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石，各色干菜一車，外賣粱谷，牲口各項之銀共折銀二千五百兩。外門下孝敬哥兒姐兒頑意：活鹿兩對，活白兔四對，黑兔四對，活錦雞兩對，西洋鴨兩對。（第五十三回）諸位看了這大堆租谷百物，我想沒有一位不驚訝的，但這不過是寧府所擁有的土地八九分之一的出息而已，而且是歉收的年成的收獲，因為賈珍皺眉道：“我算定你至少也有五千兩銀子來。這夠做什么的？如今你們一共只剩下八九個莊子，今年倒有兩處報了旱潦，你們又打擂臺，真正是別叫過年了！”（第五十三回）從這一篇冷酷而殘忍的數(shù)字賬目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貴族占有的土地是多么廣大，再加上八九倍，那更是龐然怪物了！況且據(jù)賈珍的口氣看來，就是八九個這樣大的莊子，已經(jīng)是衰敗的時代，以前隆盛時，這樣的莊子還要多呢！寧府如此，榮府的土地所有當亦在伯仲之間。諸位或許要問：當時貴族擁有的土地為什么這樣多呢？又為什么后來日漸減少了呢？第一件乃是清初一個極嚴重的問題，因為八旗入關(guān)以后，亂圈人民的土地，鬧了很大的亂子。原來，明太祖朱元璋借著驅(qū)逐蒙古統(tǒng)治者和解除農(nóng)民痛苦，即利用民族主義和吊民伐罪的口號，推翻了元朝的政權(quán)取而代之，當時占有民田甚多，由政府派人管理，名曰“莊園”。這種莊園為害農(nóng)民，實非淺鮮，兼之地主剝削、政府暴斂、官吏貪污，弄得人民無以聊生，遂致農(nóng)民叛亂，相繼迭乘，最后李自成、張獻忠等崛起，明室之命運以終。滿清入關(guān)，挾戰(zhàn)勝余威，借口明室莊園及荒地，聽入關(guān)立功的勛戚王公任意圈地，我記得文康的《兒女英雄傳》曾經(jīng)提到這件事；我們再看蕭一山的《清代通史》上一段記載原可明了：先是，清人初入關(guān)也，東來諸王及八旗兵丁，強占田地。視為己有，圈以標志，是謂圈地。蓋當混亂之際，又屬異族入主，直不啻取消前朝之土地所有權(quán)而以圈畫為先占也。此種事實，本不合理，惟以戰(zhàn)勝征服之余威，此亦為必然之現(xiàn)象。（蕭一山《清代通史》，第400頁）后來清政府雖經(jīng)許多大臣諍議下詔停止圈地，然民地已入滿人之手的，恐怕難以物歸故主了，這就說明了賈府當時土地為什么這樣多。不過貴族的生活是建筑在剝削農(nóng)民的制度上的，他們衣租食稅，不知生計為何物，結(jié)果便養(yǎng)成他們只知驕奢淫逸，安富尊榮，久而久之，必至生之者寡，食之者眾，入不敷出，窘相畢露，遂不得不將擁有的土地或當或賣轉(zhuǎn)入他人之手，而自己日即于破產(chǎn)、墮落，這種現(xiàn)象，差不多成了東西各國的歷史公例；賈府自然也沒有例外，《紅樓夢》便給我們照明了這一點。貴族既占有了農(nóng)民的土地，農(nóng)民無以為生，只得降為農(nóng)奴，為地主服務；地主既奴役了農(nóng)民，奪去了農(nóng)民的膏血，他們自然只有窮奢極欲、荒淫無度了。因而種種丑事便鬧出來了。譬如：賈璉之于多姑娘、鮑二家的、尤二姐甚至孌童；賈珍之包娼窩賭、穢德彰聞，甚至同他的媳婦秦氏都有曖昧之處；王熙鳳之于賈蓉，也是不干不凈的；而賈瑞竟“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平兒語）；金桂之于她所詭稱的兄弟，后來又妄想勾引薛蝌，而終于自殺；他如賈薔之于齡官（第三十四、三十六回）；賈芹在鐵檻寺之于一班女尼戲子，莫不鬧下了風流孽案。甚至一般在學里讀書的小學生都弄得一塌糊涂。原來賈府里有一個家學，收納族中子弟在內(nèi)讀書，素有龍陽之癖的薛蟠聽說塾中廣有青年子弟，因此也假說了來上學，不過是“三日打魚，兩日曬網(wǎng)”（第九回），目的只在獵取小學生來滿足他的肉欲。果然，這學內(nèi)的小學生圖了薛蟠的銀錢穿吃，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記。（第九回）當秦鐘和香憐在外偷著說話時，內(nèi)中有一個學生名叫金榮的，是賈府璜大奶奶的內(nèi)侄兒，就吵了出來說：“我可拿住了！還賴什么？先讓我抽個頭兒！”又笑著說道：“我現(xiàn)在拿住了是真的！”說著又拍著手笑嚷道：“貼得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個吃去！”誰知這金榮也是薛大爺舊相好！我們從他母親嘴里便可聽得出。因為金榮在學里辱罵秦鐘被寶玉大鬧一頓，自己以為受了委屈，回家后，自己還在那里咕咕唧唧，他娘教訓他說：“好容易我望你姑媽（所謂璜大奶奶）說了，你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向他們西府里璉二奶奶說了，你才得了這個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仗著人家，咱們家里還有力量請得起先生么？況且家學里茶飯都是現(xiàn)成的，你這二年在那里念書也有好大的嚼用呢！省出來的，你又愛穿件鮮明衣服。再者，那里念書，你就認得什么薛大爺了。那薛大爺一年也幫了咱們七八十兩銀子。你如今要鬧出這個學房，若再要找這樣一個地方，我告訴你吧，比登天還難呢！你給我老老實實的頑會子睡你的去吧，好多著的呢。”（第十回）我們從金榮的母親這段“教子”的家訓中，可以看出幾件事：（1）金榮這小子雖然拿奸捉盜，但他自己卻是薛大爺玩上了手的，還恬不知恥地帶著嘴巴說人長短！“勸世文貼在背后”，人之常情！（2）他母親公開承認薛大爺每年津貼他家七八十兩銀子，這銀子，她當然知道，不是從周急濟貧的立場出發(fā)，乃是買歡取樂的代價！既知之，而公然認之，且勸之忍耐，這金榮之母之為人，也就可想而知�。�3）但她之為此，豈得已哉？她的說話，還全從經(jīng)濟生活立場出發(fā)，大半因為是困于經(jīng)濟，不得已而為之，因而“生活決定意識”，夫復何言？（4）地主貴族的專制社會中，賣淫的不獨是女子，男子失了業(yè)，無計生活的也往往賣淫，前清時代的北京此風極甚；賣淫的男子俗稱為“兔子”，公開地出局，聽人呼喚。直至辛亥革命才與滿清政權(quán)同被消滅。則貴族政治之腐敗、骯臟，世界歷史沒有例外，《紅樓夢》又給我們明明白白地照了出來。貴族既強占了農(nóng)民的土地，農(nóng)民對他自不得不成為隸屬的關(guān)系。地主對于農(nóng)民可以自由地生、殺、予、奪。他們都是大紳糧，都是官宦人家，縱或犯了法，告到官里，他們都官官相護的，而且地方官對于他們哪敢得罪，結(jié)果，總是“叫皇天不應”“有冤無處申”！薛蟠在家因爭奪香菱，打死了馮公子，賈雨村掣簽要拿辦，為門子所阻，他把一張“護官符”遞給雨村，上寫道：賈不假，白玉為堂金做馬；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找金陵王；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這都是當時民間的“諺俗口碑”，還了得！“賈不假”就是指的賈府，“金陵一個史”就是指的史老太君的娘家史侯家里，“金陵王”就是指賈政夫人王氏和賈璉夫人鳳姐的娘家，“大雪”就是指的薛姨媽家。結(jié)果，賈雨村“徇情枉法，胡亂判斷了”。（第四回）�！都t樓夢》又明明白白地給我們照明了！他們不但生殺予奪可以自由，即對于自己的奴隸——奴才——男女仆人，用錢買來的奴隸或“家生子”的一切也可以自由擺布；奴隸的貞操也操在主人之手，丫頭仆女只要稍微有點頭面的，主人要如何就如何�？瓷狭搜�，便收到房里做妾，不如意了，色衰了，又可賜或送給人，或轉(zhuǎn)賣，奴隸是不能反抗的。賈赦要賈母的仆女鴛鴦做小老婆，鴛鴦不肯，賈赦便發(fā)起怒來，對她的哥哥金文翔說：“我說與你，叫你女人向他（指鴛鴦）說去，就說我說的‘自古嫦娥愛少年’，他必定嫌我老了；大約他戀少爺們，多半是看上了寶玉，只怕也有璉兒。若有此心，叫他早早歇了。我要他不來，以后誰敢收他？這是一件。第二件，想著老太太疼他，將來外邊聘個正頭夫妻，叫他休想；憑他嫁到了誰家，也難出我的手心，除非他死了�；蚴墙K身不嫁男人，我就服了他！若不然時，叫他趁早回心轉(zhuǎn)意，有多少好處！”（第四十六回）賈赦對于一個仆女威逼利誘，要強迫她做妾，況至以人的生死性命相脅迫，以剝奪她的婚姻自由相恐嚇，而賈璉是他的兒子，寶玉是他的胞侄，即使他們真被鴛鴦“看上了”，更不該與子、侄爭風吃醋，赦老此等行為也真夠塌臺的了！要知道這種現(xiàn)象，這種兇殘無恥的猙獰面目，乃是貴族社會中的家常便飯！這又是這一面鏡子給我們赤裸裸地照出來的。再從另一方面看：《紅樓夢》又告訴我們清初的官制——官爵、品級等等。賈蓉的夫人秦氏的喪事，賈珍為他兒子賈蓉捐個官，為的要使他已死的媳婦喪禮上風光些，遂開了一張履歷托太監(jiān)戴權(quán)給他去走門路，那履歷寫道：“江南應天府江寧縣監(jiān)生賈蓉……曾祖原任京營節(jié)度使，世襲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祖丙辰進士賈敬；父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賈蓉捐了一個“五品龍禁衛(wèi)”。我們又看秦氏出殯時，官客送殯的，有鎮(zhèn)國公牛清之孫現(xiàn)襲一等伯牛繼宗，理國公柳彪之孫現(xiàn)襲一等子柳芳，齊國公陳翼之孫世襲三品威鎮(zhèn)將軍陳瑞文，治國公馬魁之孫世襲三品威遠將軍馬尚，修國公侯曉明之孫世襲一等子侯孝康，繕國公誥命亡故，故其孫石光珠守孝不曾來得。這六家與寧榮二家，當日所稱“八公”的便是。余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孫，西寧郡王之孫，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孫世襲二等男蔣子寧，定城侯之孫世襲二等男兼京營游擊謝鯨，襄陽侯之孫世襲二等男戚建輝，景田侯之孫五城兵馬司裘良。余者錦鄉(xiāng)伯公子韓奇，神武將軍公子馮紫英……這便可以看出清初官爵的大略。清朝官制：一方面有親王、君王、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又有各種將軍，又襲用自曹魏至北魏，降至有明相沿為制的九品官級制，每品又分正從，故九品實有十八級，十八級之外，又有一級名“未入流”。另一方面則又襲用明代的科舉制度，牢籠士子；同時又開捐納之路，賣官鬻爵，與科舉并行，清朝的仕途之濫，官制之雜，比明朝更厲害。賈珍假習騎射為名，每日召集許多紈绔子弟在家里濫賭狂歡，則清人入關(guān)時一點剽悍之風，已消滅殆盡；功勛子弟，習于宴樂，武臣之腐敗亦可以想見，這也是從這面鏡子里給我們明明白白照了出來的�？滴酰ㄇ迨プ嫘䶮睿�1662—1722）、雍正（清世宗胤禛，1723—1735）、乾�。ㄇ甯咦诤霘v1736—1795）年間與外國通商已頗頻繁，西洋的商品已相當多地輸入中國，如鳳姐身上的“翡翠撒花洋縐裙”（第三回）、黛玉眼中所看見的寧府大廳中的“猩紅洋氈”和“梅花式的洋漆小幾”（第三回），劉姥姥在榮府所“聽見咯當咯當?shù)捻懧�，大有以手打鑼篩面一般”的東西（自鳴鐘），蔣玉菡從小衣兒里面解下來的那條“茜香國女王所貢之物”的“大紅汗巾子”（第二十八回），探春房內(nèi)的“洋漆架”（第四十回），劉姥姥在大觀園內(nèi)陪著賈母吃酒時，大家用的“每人一把銀洋鏨自斟壺，一個什錦琺瑯杯”（第四十回）和她在里面所見的那有“南洋機括”的穿衣鏡，薛寶琴跟她“父親到海沿子上買洋貨”回來告訴賈府里的人“有個真真國的女孩子年十五歲，那臉面就和西洋畫上的美人一樣，也披著黃頭發(fā)，打著聯(lián)垂，滿頭戴著都是瑪瑙、珊瑚、貓兒眼、祖母綠這些寶石，身上穿著金絲織的鎖子甲，洋錦襖袖帶著倭刀……”（第五十二回）寶琴既看見西洋畫，則西洋美術(shù)品其時已輸入中國可知；其他如瑪瑙倭刀等物當然是外國的了。它如賈寶玉“身上穿著荔枝色哆羅呢的箭袖，大紅猩猩氈盤金彩繡石青妝緞沿邊的排穗褂”（第五回）和賈母賜給他的那件俄羅斯國拿孔雀毛拈了線織的“雀金呢”的大氅，薛寶釵身上穿的那件蓮青斗紋，錦上添花，洋線番巴絲的鶴氅，都是外國的來路貨。凡此，皆足證明這時東西洋的商品輸入中國已相當繁多。不過這里應該說明的，《紅樓夢》時代所輸入的外國商品，不是適應民間一般需要的日用品，乃是適應宮廷貴族的豪貴生活的奢侈品。那時所謂“皇商”大概就是專門為宮廷貴族采購這些奢侈品的，所以王熙鳳說：“那時我爺爺專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yǎng)活！粵、閩、滇、浙，所有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所以當時，有個口號說：“東海少了白玉床，龍王來找金陵王。”（第十六回）這等奢侈商品因?qū)m廷貴族的生活需要而輸入，也是《紅樓夢》這面鏡子給我們照了出來的�，F(xiàn)在我們再說《紅樓夢》一書所反映的中國藝術(shù)。大觀園本身的一切結(jié)構(gòu)一切布置，就是中國的古典藝術(shù)的典型。假使諸位有到過北京逛過清宮的一定會聯(lián)想到大觀園的輪廓，因為賈府既是宮廷貴族，則大觀園的建筑，對于清宮的模樣，總有許多仿佛的地方，因為據(jù)《紅樓夢》的敘述看來，著實是經(jīng)一番鉤心斗角的計劃的。你不看那正門五間，上面桶瓦泥鰍脊，那門欄窗格俱是細雕時新花樣，并無朱粉涂飾，一色水磨群墻，下面白石臺階，鑿成西番花樣……不落富貴俗套，你又不看一進大門，便有“一帶翠嶂擋在面前”，使全園風景不至一覽無余，是何等“丘壑”？你又不看一入石洞，只見佳木蔥蘢，奇花爛灼，一帶清流，從花木深處瀉于石隙之中。再進數(shù)步，漸向北邊，平坦寬豁，兩邊飛樓插空，雕甍繡檻，皆隱于山坳樹杪之間，俯而視之，則青溪瀉雪，石磴穿云，白石為欄，環(huán)抱池沼，石橋三港，獸面銜吐？你又不看崇閣巍峨，層樓高起，面面琳宮合抱，條條復道縈紆，青松拂檐，玉蘭繞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第十七回）你又不看“大橋”之下，“水如晶簾一般奔入”（第十七回），或清堂，或茅舍，或堆石為垣，或編花為門，或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或長廊曲洞，或方廈圓亭？又不看那房內(nèi)有的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或流云百蝠，或歲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錦，或博古，或萬福萬壽各種花樣，皆是名手雕刻。一格一格，或貯書，或設鼎，或安置筆硯，或供設瓶花，或安放盆景，其格式或圓或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huán)半壁，真是花團錦簇，玲瓏剔透。倏而五色紗糊，竟系小窗；倏而彩綾輕覆，竟如幽戶。且滿墻皆依古董玩器之形摳成的槽子，如琴、劍、懸瓶之類，俱懸于壁，卻是與壁相平的？（第十七回）這種建筑藝術(shù)較之意大利或英法各國的建筑藝術(shù)自各有其特點，而與現(xiàn)代所謂“立體”建筑藝術(shù)更恰成一個對照。大觀園的建筑藝術(shù)正是中國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和商業(yè)資本已發(fā)展到了一定高度而西洋的商品和藝術(shù)品之輸入已為相當時之必然的產(chǎn)物。至于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即“臆底渥邏輯”（Ideologies）自然也是封建社會的思想在支配著。第一就是儒教的思想擁護孔子傳說的禮教——尊君抑民，它在明清兩代用以牢籠青年士子的工具便是科舉，它的形式便是八股試帖。我從十二三歲到十七歲這一個期間也曾經(jīng)受了它的毒害，八股試帖我也都嘗試過。這種滋味在座的人嘗過的大約不多了，所謂文章經(jīng)濟，都經(jīng)過它化為烏有了！我敢說，明清之亡，大半是亡于科舉，所謂“作繭自縛”者此也！《紅樓夢》上所表現(xiàn)的人物，如賈政、薛寶釵之流皆是這種思想的代表。第二是道教，奉道教的人，都托始于老子，和周易其實不相干。道教始于漢之符箓。他們假托神仙，念咒畫符，搖惑人心，以迎合當世皇帝求仙求長生的幻想，后世因之，到了宋儒又援儒入道。《紅樓夢》中所表現(xiàn)十八世紀的中國之道教徒則以賈敬為代表，他中進士以后，厭棄世事，把爵位讓給他兒子賈珍承襲，自己避居城外元真觀修煉服了“秘制的丹砂”之后，竟“功成圓滿升仙去了”，這也就足見道家之為道家了。宋人又援儒入道，佛教哲學的思想在隋唐以后，侵入中國一般之人心既深且溥，斷非道教可比。不過宋明以來的學者，又為什么援儒入佛呢？這也有政治上的原因，漢以后千余年，中國的君主總是利用孔子做他們保持皇統(tǒng)的思想武器，士大夫縱然皈依佛教，也不敢公然與儒家相峙，因為政治上不許可，而韓愈《原道》一篇，向佛老聲罪致討，所謂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至比之于“無父無君”“亂臣賊子”。宋代學者大半習禪宗，然不敢公然承認，遂把禪宗的道理嵌入儒家道理（宋明儒家的語錄，即從禪宗的語錄脫胎而來）。譬如陽明的致良知本襲于禪，然他也步韓愈后塵為文辟佛，這也不是偶然的啊！至于禪宗雖說是佛教之一，宗派雖說也被稱為是印度佛法之一，其實達摩西來以后，不說法而只物色天資高明的傳授衣缽。他們不立語言文字，直指一心，以言哲理，殆難詳究，他們只就一言半句的機鋒去求參悟，絕非一般人所能領(lǐng)會，而禪家之不能為佛學正宗，也就是這個緣故�！都t樓夢》中所表現(xiàn)之佛教只是禪而不是佛教哲學。譬如寶玉聽了寶釵念的《魯智深醉鬧五臺山》一曲中的“漫揮英雄淚，相離處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臺下，沒緣法轉(zhuǎn)眼分離乍，赤條條來去無牽掛。那里討煙蓑雨笠卷單行，一任俺芒鞋破缽隨緣化！”便有動于中，參悟起來，立占一偈語道：“你證我證，心證意證，是無有證，斯可云證，無可云證，是立足境。”后來被黛玉續(xù)了下兩句：“無立足境，方是干凈。”境界又更進一層，又經(jīng)寶釵援引六祖慧能與五祖弘忍的上座弟子神秀及所做偈語不同之處的歷史，解釋一番，說道：“當日南宗六祖惠能，初尋師至韶州，聞五祖弘忍在黃梅，他便充火頭僧。五祖欲求法嗣，令徒弟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說道：‘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彼時惠能在廚房碓米，聽了這偈說道：‘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因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五祖便將衣缽傳他。今兒這偈云，亦同此意了。只是方才這句機鋒尚未全了結(jié)，這便丟開手不成？”（第二十二回）云云，已把禪宗的淵源和重要關(guān)頭說著了，禪宗到了六祖才發(fā)揮光大，前此未有多少教理見于世，但禪宗賓和智者大師（隋智覬）所創(chuàng)的“天臺宗”，唐玄奘三藏所創(chuàng)立之“法相宗”即“唯識宗”，與夫唐法藏（賢首國師）與實叉難陀所闡揚之“華嚴宗”均為中國佛教哲學之特產(chǎn)物，我們讀了《紅樓夢》也可對于中國的佛教宗派，至少禪宗得其概略。這也是這面鏡子給我們照出來的。因此我就把那瘋癲道人所贈給賈瑞的名叫“風月寶鑒”的鏡子擴而大之，變成十七八世紀中國社會的一面鏡子，它不但給我們照出人世間癡男怨女的悲歡離合，并且給我們照出當時的形形色色：（一）貴族社會的生活；（二）農(nóng)民與貴族的關(guān)系及身份的差別；（三）商業(yè)資本之發(fā)達與西洋商品之輸入；（四）政治制度——如官爵科舉等等；（五）貴族社會的建筑藝術(shù)；（六）貴族家庭之內(nèi)幕；（七）社會之意識形態(tài)；（八）人性之善與惡、美與丑、黑暗與光明、崇高與卑鄙、酸甜與苦辣�？偠灾采鐣钏械�——從底層到上層，從外表到內(nèi)心，無不予以徹頭徹尾、須眉畢現(xiàn)、如見肺肝的燭照。不過這面鏡子，也和那跛腳道士的風月寶鏡一樣，不可照正面，若照正面，只能看出森羅萬象的幻影，反倒誤事，應該從反面照，才可看出真相來。所以賈瑞從正面照這個鏡子竟看出他心里所幻想的“鳳姐站在里面點首叫他”，但從反面一照卻“只看見一個骷髏立在里面”，這事是足以發(fā)人深省的。因為我們看《紅樓夢》若不從反面看，那得到的結(jié)果，一定很惡，而且它的作者已屢屢地警告我們說：“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這明明告訴我們不要誤會作者的意旨，不要為表面的文章所誤，要了解其中的滋味。所謂“反面照”這一指導原則本是哲學的最高的方法論，西洋的歷史科學言之綦詳，中國和印度古代哲人也往往闡明此理：周易之所變易，所謂“否極而泰來”，所謂“滿招損”，以及“太極生兩儀”，老子所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和“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莊子所謂“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以及印度哲人所謂“無色相”，其解曰“現(xiàn)在色亦無住時。如四念處中說：若法后見壞相，當知出生時壞相，以隨逐微細故不識。如人著履，若初日新而無有故，應當新不應有故。若無故應是常。常故無罪無福，無罪無福故則道俗法亂，復次生滅相常隨作法無有住時。若有住時，則無生滅。以是故現(xiàn)在色無有住，住中亦有生滅。”（《大智度論》八念）一般俗人對于某種自然現(xiàn)象或社會現(xiàn)象，往往把生滅新故都認為一成不變的東西，其時一切色相都無常住，都時時刻刻在變。林黛玉看到了這一層說：“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第二十七回）寶玉也看到這一點，所以續(xù)《莊子·胠筪》說：“焚花散麝，而閨閣始人含其勸矣；戕寶釵之仙姿，灰黛玉之靈竅，喪滅情意，而閨閣之美惡始相類矣。”（第二十一回）黛玉見到自然和人生的變化而感到悲哀，卻只是悲哀而已。寶玉燭到人情的矛盾，而欲以“焚花散麝”等等的“剖斗折衡”和“閉明塞聰”的辦法，解決這種矛盾，也只是消極的，因為他的時代不許可他能以了解自然和社會的運行和發(fā)展的法則。不過《紅樓夢》提出“真假”二字作為相反相成的法則的指標，假使我們善看的話，那也就把這面鏡子的正反兩面的內(nèi)容一語說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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