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部學術(shù)著作中，著名紅學家蔣和森先生將美學的鑒賞與理論的分析融為一體，用發(fā)自肺腑的感情、優(yōu)美如畫的語言，對《紅樓夢》的人物塑造、藝術(shù)造詣、思想意義都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形成了匠心獨具的研究風范。是書初版于1959年，曾打動了一代讀者；即使今天看來，那清新流利的語言和蘊含深邃的評析，仍舊能帶給人們深深的感悟。
本書簡介：
蔣和森：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曾稱《紅樓夢》為“宇宙之大著述”�！都t樓夢》確是一部長留天地之間的大書，但它所以“大”，并不僅是因為表現(xiàn)了王氏所說的“生活之欲”，而是表現(xiàn)了更為廣闊的人生。大就大在這“人生”二字。
作者簡介：
蔣和森（1928－1996），江蘇海安人。1952年畢業(yè)于復旦大學。歷任新華社記者、《文藝報》編輯。1956年調(diào)至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從事古典文學研究工作。曾任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紅樓夢學會副會長。學生時代曾發(fā)表新詩。五十年代開始發(fā)表《紅樓夢》的研究論文，于1959年結(jié)集出版《紅樓夢論稿》。此外，還著有《紅樓夢概談》（日文譯本名《紅樓夢入門》，小川陽一譯），長篇歷史小說《風蕭蕭》、《黃梅雨》等。
目錄：
紅樓夢引論1
賈寶玉論40
林黛玉論90
薛寶釵論136
探春論164
《紅樓夢》人物贊188
賈寶玉188
林黛玉191
鳳姐193
晴雯195
賈政198
妙玉198
焦大200
尤三姐201目 錄紅樓夢引論1賈寶玉論40林黛玉論90薛寶釵論136探春論164《紅樓夢》人物贊188 賈寶玉188 林黛玉191 鳳姐193 晴雯195 賈政198 妙玉198 焦大200 尤三姐201曹雪芹和他的《紅樓夢》203《紅樓夢》藝術(shù)論257思想和藝術(shù)的完美統(tǒng)一 ——“寶玉被打”析300《紅樓夢》在中國文學發(fā)展上的意義314 論《紅樓夢》的愛情描寫336塑造正面人物 ——《紅樓夢》散論之一375枝葉與花果 ——《紅樓夢》散論之二379人物的階級性 ——《紅樓夢》散論之三384鴛鴦之死 ——《紅樓夢》散論之四392在“溫情脈脈的面紗”背后 ——《紅樓夢》散論之五400香菱的名字 ——《紅樓夢》散論之六406 再版后記413三版后記422后記426紅樓夢引論兩百三十多年以前，正是清代封建王朝統(tǒng)治最盛的“康乾盛世”，但在北京西郊的一座茅屋里，卻有一個“半生潦倒”的人，懷著無限的悲痛走完了他人生的旅程——“淚盡而逝”。這一天恰當除夕，除了幾聲爆竹沖破寒夜沉沉的寂靜以外，誰也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足以驚天地、泣鬼神的時刻——中國失去了一位偉大的文學天才！他，就是《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一個世紀又一個世紀過去了，歷史的洪流不知淘盡了多少風流人物，然而，曹雪芹用“十年”血淚寫成的《紅樓夢》，不但沒有被歲月的塵埃掩沒，反而更有生命力地活在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心里。時間——這位最公正的批評家向人們指出：《紅樓夢》不僅是中國古典小說發(fā)展的最高峰，而且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罕與倫比的杰作。它對全人類藝術(shù)的發(fā)展，作出了輝煌而又富有我們民族特色的貢獻。一“古來圣賢多寂寞”，天才往往受到時代的冷淡和遺棄。曹雪芹雖然比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等早約一個世紀就對文學作出了世界性的貢獻，但他不僅沒有資格載入“青史”，連在當時多如牛毛的野史遺聞中也找不到他的一篇小傳。根據(jù)現(xiàn)在所能看到的只言片語的零星記載，僅能窺見他為人的一個極為粗略的輪廓：曹雪芹名霑，字夢阮，號雪芹，又號芹圃、芹溪。生年不詳（推論雖多，但無確證）①，卒年為公元1763年（清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一說為公元1764年（即次年癸未除夕）。活了大約四十多歲，正當一個人各方面都趨于成熟的壯年，便垂下了他那富有創(chuàng)造力的手。從曹雪芹生前好友的詩中，得知他工詩、善畫、嗜酒、狂放。據(jù)稱他“詩膽如鐵”，效法唐代奇詭詩人李賀而又“破”其“樊籬”。至于他是如何寫作《紅樓夢》的，幾乎一無所知。即使是他的好友，也不完全了解他最大的天才價值。關(guān)于曹雪芹的家世，倒是比他本人的記載為多。據(jù)考，其先世本是漢人，后入滿洲籍，世居遼陽。從曾祖曹璽到父輩，三代世襲江寧織造（有時任蘇州織造）共有五十八年之久。“織造”之職是為宮廷采辦絲織用品和其他一些生活用物；另外還有一項特殊任務，即充當皇帝的耳目，凡地方吏治民情以至米價氣象等都要密折上奏。所以織造的官階雖不很高，卻是皇帝的幸臣才能充任。曹雪芹的曾祖母曾是康熙皇帝的乳母，祖父曹寅曾當過康熙的“伴讀”，康熙六次南巡，有四次以織造府為行宮，可見曹家當年是何等富貴豪華以及與皇室關(guān)系的親密！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雖系顯貴，但并非俗吏。他是當時有名的藏書家和�？奔�，著名的《全唐詩》就是由他主持勘印的。他自己也能作詩寫劇，著有《楝亭詩抄》、《楝亭集》及雜劇《北紅拂記》、《續(xù)琵琶》等。曹雪芹的父輩曹颙也是一位“拿起筆來也能寫作，是個文武全才之人”（康熙贊語）。由此可見，曹家是個饒有文學傳統(tǒng)的家庭，這自然為曹雪芹提供了天才的搖籃，并帶來有益的熏陶。曹雪芹的少年時代，曾經(jīng)歷過一段富貴繁華的生活，但為時不長，因到父輩曹任內(nèi)，積年虧空，再加對曹家特別優(yōu)寵的康熙死后，宮廷內(nèi)部發(fā)生奪位之爭，雍正一登位，曹家即受到削職、抄家、枷號等嚴厲懲處。從此曹家一蹶不振，并由南京遣回北京。最后曹雪芹流落西郊，過著“舉家食粥酒常賒”的貧困生活。貴族家庭由極盛轉(zhuǎn)向極衰，這一人生巨大變化給曹雪芹帶來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是他對貴族家庭有著難以割斷的眷戀，并產(chǎn)生了“色空”、“夢幻”之類的虛無思想；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方面是：貴族家庭的破敗，雖然無情地折磨著這位紈袴子弟，但也使他的文學才能沒有埋葬在糜爛的公子生涯里。而平民生活的切身體驗，更使他對自己出身的貴族家庭以及所見所聞有了清醒的回顧和認識，從而沉入深沉的有助于創(chuàng)作的人生思考。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所經(jīng)歷的一切，不是普通的生活經(jīng)歷，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是富有社會意義的創(chuàng)作題材。因為他所生長的家庭，集貴族、官僚、地主、皇商于一身，又與宮廷關(guān)系異常密切，因此比一般家庭更集中地體現(xiàn)著當時的政治經(jīng)濟關(guān)系和封建倫理道德。在這里，曹雪芹不僅可以看到封建統(tǒng)治上層內(nèi)部的種種腐敗，而且還可以看到各種人的遭遇和命運。這樣，他所經(jīng)歷的一切興衰變化和世態(tài)人情，便有了不尋常的意義，而為他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最重要的生活源泉�！都t樓夢》是曹雪芹落魄北京時期寫作的，至少在乾隆十九年（1754）以前便已開始。當《紅樓夢》快要完成時（前八十回已基本定稿，據(jù)說其后尚有三十回在當時即已“迷失”），曹雪芹因愛子早殤，感傷成疾，再加“一病無醫(yī)”，終于拋下未竟的天才事業(yè)，死在正當成熟的壯年。“千古文章未盡才”，人們只能望著歷史發(fā)出無限的唏噓、慨嘆，又一次沉入天地悠悠、愴然淚下的歷史憑吊。曹雪芹生前凄涼，死神又過早地扼殺了他的呼吸，但他的藝術(shù)生命卻以永不凋謝的活力戰(zhàn)勝了死神。在他死后不久，《紅樓夢》最初即以題名《石頭記》的手抄本在社會上流傳，并受到人們的珍愛，不惜重金以求。據(jù)載：“好事者每傳抄一部，置廟市中，昂其值得數(shù)十金。”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更有一位“好事者”程偉元對在社會上傳抄了近三十年但“無全璧”、“無定本”的《紅樓夢》竭力搜羅，并稱收集到八十回以后的殘卷，遂征得友人高鶚的襄助，對各本“細加釐剔，截長補短，抄成全部”，并用活字排印出來。于是，《紅樓夢》第一次以一百二十回的形式出版了（通稱“程甲本”）。次年，又作了一番“廣集核勘”，重新排印（是為“程乙本”）。程、高對《紅樓夢》的普及起了很大推動作用，書出版后更加風行全國，以致“遍于海內(nèi)，家家喜閱，戶戶爭購”。根據(jù)程、高所說的“補遺”訂訛經(jīng)過，后四十回中似有曹雪芹的遺稿，其中有他們?yōu)榱?ldquo;前后關(guān)照”所作的“修輯”、增補自是無疑。經(jīng)過程、高“補遺”的《紅樓夢》，雖有不少缺點甚至敗筆，但也去除了一些可能在傳抄過程中的訛誤，此外在文字和個別人物情節(jié)上也作了一些修改，顯得比較順暢�？偟目磥�，補書基本上遵循曹雪芹的原旨，保持了全書的悲劇主題，使很多讀者產(chǎn)生連成一體的印象。有些情節(jié)也還處理得宜，文采筆致亦有可稱處；特別是愛情的悲劇結(jié)局，表現(xiàn)得相當出色，以致兩百多年來使無數(shù)讀者受到強烈的藝術(shù)感染。這一事實本身，就是對補書的最好評價。補書的發(fā)起人和主持者程偉元（約1745—1819），字小泉，長州人（今江蘇吳縣，當時屬蘇州府治）；出身“詩書”之家，多才藝，詩書畫皆擅，詩風“清潤”，崇尚“情性得真”。他曾被盛京將軍晉昌延為幕賓，佐理文書奏牘。有人誤以程為“書商”，其實他是一個淡泊名利，并不熱衷科場，頗有“東山隱士”和“冷士”之風的詩文之士。補書的“分任”者高鶚（約1738—1815），字蘭墅，一字云士，別號紅樓外史，遼東鐵嶺人。據(jù)稱其為人“俠氣”而又“艷情”，曾一度失意困居，補《紅樓夢》即在此“閑且憊”時期。后考中進士，歷任江南道御史、刑科給事中等官職，著有《蘭墅詩抄》、《蘭墅十藝》、《吏治輯要》等書。據(jù)清代檔案所載，其居官曾屢獲“操守謹，政事勤”考語�！都t樓夢》風行后，產(chǎn)生了兩大影響。一是續(xù)書之多，在中國文學史上是空前的。續(xù)書不下四五十種，但大多思想藝術(shù)拙劣，無非是將悲劇改為庸俗的大團圓，即所謂“歸美君親，存心忠孝”云云，因此續(xù)書雖多，大都不堪一讀。另一巨大影響是《紅樓夢》風行后，評論之盛，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是罕見的。當時民間流傳著這樣的話：“開談不說《紅樓夢》，縱讀詩書也枉然。”曾出現(xiàn)多種帶評夾批的本子，其中發(fā)現(xiàn)較遲卻很有名的是“脂硯齋”評本。脂評并無特別高明的見解，有些批語且不免流于陳腐，但從某些批語的口氣看來，因批者似與作者關(guān)系甚密，提供了一些與素材、佚稿、創(chuàng)作過程等有關(guān)的跡象，故對《紅樓夢》研究不無參考價值（但亦不必過信過拘）。除那些沿襲舊習傳統(tǒng)的評點外，還出現(xiàn)了一些研究專著以及散見于各種詩文筆記中的評語，當時有人戲稱為“紅學”。在那些龐雜的評論中，表現(xiàn)著形形色色的思想觀點，其中也可看到一些可取的見解，有的見解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不失為卓識；如談到《紅樓夢》與《金瓶梅》的比較時，指出：“非特青出于藍，直是蟬蛻于穢”，這比某些胡亂吹捧《金》作的見解真不知高出幾多�？上切┰u語大都支離瑣碎，不成體系，且多舊時文人諧謔游戲的筆墨。也有些見解陳腐不堪，如把《紅樓夢》詆為“淫書”，主張燒毀禁絕；又如把《紅樓夢》曲解為“祖《大學》而宗《中庸》”；或用陰陽八卦來解釋書中的人物情節(jié)，以證“全書無非《易》道也”，等等。發(fā)展到民初，《紅樓夢》評論出現(xiàn)了頗有影響的兩派，一是“索隱說”（通稱“舊紅學”），以蔡元培為代表。此說早已有之，其特點是通過猜謎拆字等法，把書中人物附會成當時歷史上真人的影射（如說影射順治與董小宛或宰相明珠家事等等）。蔡氏不同于舊索隱的是：他提出《紅樓夢》“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主要根據(jù)是“書中紅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漢也”。此類說法實屬牽強比附，但由于種種原因曾流行一時。發(fā)展到后來，更有流于極端荒誕者（如說林黛玉是潘金蓮的“化身”等等）。牽強附會的“索隱說”，終于被“自傳說”（通稱“新紅學”）打破，這一說的代表人物為胡適。“自傳說”其實也不是胡適首創(chuàng)，早在清代已露端倪，但胡適根據(jù)歷史記載和新發(fā)現(xiàn)的材料，通過實證主義的方法，考證出“這部書是曹雪芹的自敘傳”。本來，如果說曹雪芹在創(chuàng)作時主要取材于自己的家事和經(jīng)歷，原是無可厚非，且有助于證明文學創(chuàng)作與生活的聯(lián)系；但由于胡適沉迷于“考據(jù)癖”，把他所謂的“自敘傳”說成是“《紅樓夢》為記敘曹家事實之書”，將賈府與曹家、賈寶玉與曹雪芹完全等同起來，這樣就不僅在很多問題上解釋不通，而且違背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常識，因為創(chuàng)作總是離不開虛構(gòu)、想象、綜合等基本法則，從而取消了《紅樓夢》作為一部小說創(chuàng)作而不是呆板實錄的偉大文學價值及其概括深廣的思想社會意義。其后不久（1925年），連最初同是堅持此說的俞平伯也富于自省精神地提出：“若說賈即是曹，寶玉即是雪芹，……則大類‘高山滾鼓’之談矣，這何以異于影射？何以異于猜笨謎？”應當說，“自傳說”在打破不科學的“索隱說”方面是有其不可抹煞的作用的，但它本身所存在的缺點也長期流弊學術(shù)界。如這一說的繼承者，為求考證之“新”，曾編成“世系表”或“年表”之類，把書中賈府說成是曹家按年按月的“精剪細裁的生活實錄”，這就比胡適更加考據(jù)成癖，成了胡適的“俘虜”了。當然，考證家也是作出不少成績的，對考證自是不可一概反對，需要反對的是那種以主觀推測甚至猜想代替證據(jù)的考證；或斤斤于細碎、堆砌故實的煩瑣考證�？傊勊嚥皇墙饨�(jīng)，亦非稽古。以漢學代替詩學，將創(chuàng)作混同史傳，這也是舊學術(shù)界（包括紅學在內(nèi)）長期存在、溯源甚古的痼習。對《紅樓夢》評論造成不良影響的還有庸俗社會學。其特點是機械教條、生搬硬套，且每以簡單粗暴的“批判”姿態(tài)出現(xiàn)，故又常與過左思潮有關(guān)。其弊害已為世所共知，不在這里多論�！都t樓夢》的續(xù)書之多和評論之盛，正說明這部小說具有不同一般的深遠影響，影響之巨遍及社會文化各界。早在清代其影響已不限于國內(nèi)，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即被部分譯成英文。此后各種外文譯本陸續(xù)出現(xiàn)，有近二十個國別語種，幾乎遍及全世界。此外，有關(guān)《紅樓夢》的外文論著也有十多種，它的世界意義已經(jīng)日益被人認識，以致形成這樣的看法：不了解《紅樓夢》就幾乎等于不了解中國的文化歷史和社會。二《紅樓夢》的最大價值是表現(xiàn)在文學上。離開這一點，就談不上真正了解《紅樓夢》。這是一部以嚴格的現(xiàn)實主義筆法創(chuàng)作出來的小說。強烈的生活氣息，看似“平淡無奇”而實高超卓特的形象表現(xiàn)，是這部小說所以是天才創(chuàng)作的特色。這部小說雖然強調(diào)“親見親聞”，但它一開始卻又假托一塊“石頭”，因無才補天幻形人世，從而把讀者帶到書中主人公所生活的“紅塵”世界，經(jīng)歷了一番夢幻情緣和榮衰變化。在這里，也只有在現(xiàn)實生活里，才顯示出曹雪芹馳騁天才的力量。他以其所特有的自然、逼真而又蘊涵甚豐的藝術(shù)筆力，把封建社會里的形形色色以及一切隱微曲折之處都多彩多姿地展現(xiàn)在人們的面前。書中著重描寫的榮國府，像一面透鏡似的凝聚著當時社會的縮影。在這個貴族家庭里，少數(shù)主子統(tǒng)治著數(shù)百個沒有人身自由的奴仆。每天所忙碌的可說只是為了一件事——如何滿足封建主子極端豪華但仍感到厭膩的享樂生活。奢侈，驚人的奢侈，是這個貴族家庭首先令人觸目的特征。單是吃一頓螃蟹，就使劉姥姥驚嘆：“這一頓的銀子，夠咱們莊稼人過一年了！”其實，這還只不過是為了又“便宜”又“有趣”舉辦的一次家常小宴。更可嘆的是那些花了很多銀子和人工制作出來的美味珍饈，上上下下都吃膩了，以致吃不了就倒掉“喂貓”，連丫頭們都習以為常。至于在穿的方面和用的方面，這個貴族家庭也是極端奢華。那些名目繁多的美器珍玩和高貴穿戴，簡直使人眼花繚亂，連丫頭們都是渾身綾羅包裹。“通房大丫頭”襲人獲準回家一次，外面穿的是青緞灰鼠褂，已經(jīng)夠講究了，但管家少奶奶鳳姐猶恐有辱賈府門面，立刻賞了她一件石青刻絲八團天馬皮褂子，連那個花綾包袱也嫌寒磣，吩咐換了哆羅呢的。以上說的是日常生活，如碰到婚喪喜慶，更是肆意揮霍。為孫媳婦辦喪事，一口棺材就“拿一千兩銀子來只怕也沒處買”。送殯的行列“浩浩蕩蕩，一帶擺了三四里遠”，如“壓地銀山一般”。更加奢靡鋪張的還是元妃歸省。為了慶祝這場只在一個晚上歸省兩三個時辰的“隆恩大典”，賈府特地建造了一個“面面琳宮合抱，迢迢復道縈紆”的大觀園。園中景致館院的“搜奇奪巧”，竟使賈政等人走進去“都迷了路”。歸省之日，更是“處處燈光相映，時時細樂聲喧”，以致元妃看了也不禁深嘆：“太奢華過費了。”對賈府這些富貴豪華的描寫，在書中可稱比比皆是。然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紅樓夢》并不是單純鋪寫“風月繁華”，否則它和那些徒以追華逐麗取悅讀者的浮艷之作就沒有多大分別了。《紅樓夢》所以深刻，是在那些豪華的描寫背后，還寫出這個封建家族正是在那種“烈火烹油”般的繁華熱鬧中，加速地走向衰敗。正像書中見過“接駕”世面的趙嬤嬤所說，那不過是“虛熱鬧”，“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但這“罪過”是要受到嚴厲懲罰的。因為在那些富貴豪華描寫的深處，常常使人感到隱伏著一層悲涼。這種感覺，隨著情節(jié)的運行而在不斷加深、顯露。 當元春的鸞輿在一派“香煙繚繞，花影繽紛”中來到賈母的正室時，書中寫道： 賈妃垂淚，彼此上前廝見，一手挽賈母，一手挽王夫人，三人滿心皆有許多話，但說不出，只是嗚咽對泣而已。邢夫人、李紈、王熙鳳、迎春、探春、惜春等，俱在旁垂淚無言。半日賈妃方忍悲強笑，安慰道：“當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這時不說不笑，反倒哭個不了，一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能一見！”說到這句，不禁又哽咽起來。① 這段文字雖然不足二百字，但卻很有分量，很有內(nèi)涵，它把許多“說不出”的話都說了。原來，充滿在這個貴族家庭里的笙歌笑語，并不是真正的歡樂。那如“鮮花著錦”的“非常之喜”，其實是非常之悲。而以喜寫悲，或者說寓衰于榮，這正是《紅樓夢》的表現(xiàn)特色。元春說的“又不知多早晚才能一見”，其實是沒有再見的時候了，剩下的一次見面是死別。這個少女為什么死得這樣早？是很耐人尋味的。這是一個被幽禁在嵌滿珠寶的囚籠里，被看不見又說不得的折磨毀滅了的年輕生命�！都t樓夢》通過這個取得特殊尊榮、但卻因此帶來更多眼淚的少女，把筆鋒伸向那一社會的最高頂端�！都t樓夢》還進一步表現(xiàn)出：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窮奢極侈，必然離不開殘酷剝削。這個貴族家庭的浩大開支，主要是依靠向農(nóng)民榨取數(shù)量驚人的地租。這種情形曾生動地表現(xiàn)在書中第五十三回“烏進孝繳租”那一段描寫中。那是一個先遭雨澇、后遇雹災的壞年成，但黑山莊農(nóng)民向這個貴族地主所繳納的東西依然有四五十種之多。除常米一千石外，還有為奢侈生活所需要的熊掌、鹿舌之類，甚至連賈府“哥兒們”玩的活鹿、錦雞等等，都由農(nóng)民“孝敬”到了，另外還加租銀二千五百兩。以上，不過是歉收之年，一個莊子向賈府長房（寧國府）所繳的租子。從烏進孝的口中得知，他的兄弟還“現(xiàn)管著那府（榮國府）八處莊地”，那么整個賈府向農(nóng)民剝削的數(shù)量就更驚人了�？墒牵斮Z府的珍大爺看過那張長長的租單后，還是滿不高興地說：“這夠作什么的？”“這一、二年里賠了許多，不和你們要，找誰去？”他說得好像很有“理”似的，連那個烏莊頭也不斷道歉賠笑。原來，他今天踏著四五尺深的雪，走了“一個月零兩日”趕來繳租，就是為了“怕爺心焦”。繳租這一段描寫，其意自明，似乎毋需多說。但卻有一個容易被人忽略的特點，即作者特意把它緊接在前一段描寫——即賈府去領(lǐng)了皇上的“春祭恩賞”之后。這樣的情節(jié)安排，是有著深含的藝術(shù)構(gòu)思的。原來，賈珍派人去領(lǐng)那“恩賞”時，并不感到特別高興，只是淡淡地說：“咱們雖不等這幾兩銀子使，多少是皇上的天恩。”可是當他一聽稟報“烏莊頭來了”，真比“天恩”下降要高興十倍，盼待之情立刻溢于言表：“這個老砍頭的，今兒才來！”他嘴里雖然罵著，其實是興奮得罵，所以接著便和烏莊頭有說有笑地訴起苦來：“再省一回親，只怕精窮了。”這一筆看似不經(jīng)意，然而卻很有力地點出：“天恩”不但沒有使賈府的內(nèi)囊充實起來，反而更加枯竭了。這個貴族家庭所以能那樣熱熱鬧鬧地過年、祭宗祠、慶元宵，并不是來自天上，而是來自灑滿農(nóng)民血汗的大地。高懸在賈氏宗祠上的那副對聯(lián)：“兆姓賴保育之恩，百代仰蒸嘗之盛”，正好是事實的顛倒；其實這也是千百年歷史的顛倒。在這里，曹雪芹繼元春歸省之后，又一次以他所慣用的深婉筆法，指向那一社會的最高頂端�！都t樓夢》還進一步表現(xiàn)出：隨著封建剝削的加重，必然導致農(nóng)村經(jīng)濟破產(chǎn)和社會動亂。當榮國府廚房里的燕窩湯煎熬正濃的時候，在大觀園圍墻的外面正是“水旱不收，盜賊蜂起”的沸騰歲月。當農(nóng)民的血汗已被榨干而供應不上這個貴族家庭盡情揮霍的時候，連專供賈母享用的紅稻米“要一點兒富余也不能”了。精明能干的鳳姐也不斷叫苦：“咱們一日難似一日，總繞不過彎兒來。”發(fā)展到后來，這個家庭不得不依靠典當、借貸、變賣等辦法，來維持那雖經(jīng)一再緊縮但依然是闊綽的生活場面。這個“花柳繁華之地”，正像它所寄生的那個蒼老的封建社會一樣，是一條“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蟲”；那“樹倒猢猻散”的趨勢，不僅壓迫著封建主子，連丫頭小紅也有所預感：“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誰干一輩子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干各人的去了！”即使是局外之人，那個古董商冷子興也看得很清楚：“外面架子雖沒倒，內(nèi)囊卻也盡上來了。”外表煊赫、內(nèi)里干枯的榮國府，不僅是當時社會經(jīng)濟的集中反映，同時也是當時統(tǒng)治思想、精神道德的集中表現(xiàn)。中國封建社會一向提倡“國之本在家”、“家齊而后國治”等倫理思想，因此，這個上通宮闈下連農(nóng)村的“詩書簪纓之族”，最是貫徹著那一時代的道統(tǒng)精神，比一般家庭更講究虛偽冷漠的倫常秩序。在這個封建大家族里，父子叔侄之間，姑嫂妯娌之間，嫡庶親族之間，都沒有甚么真正的親熱，而是被冰封在禮教之中，經(jīng)常處于機心四伏、明爭暗斗的狀態(tài)。在表面的彬彬有禮和笑語融融中，暗藏著算計和傾軋，甚至連奴婢也卷入各種利害關(guān)系的漩渦。難怪探春不無憤慨地說：“咱們倒是一家親骨肉呢，一個個像烏眼雞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我若出得去，必早走了。”是的，時代還沒有提供沖出封建家庭的出路；然而，《紅樓夢》的作者卻以一個藝術(shù)家的敏感，先于五四時代透露出這一歷史的呼聲�！都t樓夢》還深刻地表現(xiàn)出：封建統(tǒng)治者一面高談詩書禮義，一面卻又道德敗壞，尤其是淫欲的放縱已到了不顧廉恥的地步。當賈敬服丹斃命，賈珍、賈蓉一聞此耗立刻急急忙忙奔喪回來。誰知這兩個“孝子賢孫”一見尤氏姐妹便淫心頓起，哪管熱孝在身，恣意謔浪調(diào)笑，種種下流丑態(tài)連丫頭們也看不下去，不得不出來勸阻。但賈蓉卻振振有詞地說：“人還說‘臟唐臭漢’，何況咱們這宗人家？誰家沒風流事？”賈璉與鮑二家的通奸，引起鳳姐大鬧，誰知鬧到賈母那里，這位宗法家庭的“太君”只是一笑置之：“甚么要緊的事，小孩子年輕，饞嘴貓兒似的，那里保得住不這么著？從小兒世人都打這么過。”然而也是這位“太君”，卻又對人間正常的愛情管制甚嚴，如防盜賊，連丫頭們都不準聽“鳳求鸞”之類的才子佳人故事。在那一社會里，就是存在這樣奇怪而又習以為常的生活現(xiàn)象：縱容通奸，甚至賣淫也可以合法，就是禁止愛情。為了維護這種不合理的制度，不知使多少青年男女付出了青春甚至生命�！都t樓夢》還著重揭露了封建官僚政治的黑暗。書中一開始就寫到賈、史、王、薛這四大封建家族互相勾結(jié)所造成的熏天權(quán)勢，當時社會上流行這樣四句歌謠：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 這四句歌謠被地方官奉為“護官符”，如果“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也難保”，而且這種情況“各省皆然”。果然，薛家的花花公子打死人“便如沒事人一般”，“自謂花上幾個臭錢沒有不了的”。當受害者告到衙門時，身為應天府的賈雨村，起初聽了還“大怒”道：“那有這等事？打死人竟白白的走了拿不來的！”看來，他剛由一個落拓書生躋身官場，正義感還沒有完全泯滅，但當他一看到“護官符”，態(tài)度馬上就變了，終于“循情枉法，胡亂判了此案”，薛蟠連一個“臭錢”都沒有花。而賈雨村也由此開始走向貪酷，追逐權(quán)勢。“權(quán)勢欲”這一“人的惡劣的情欲”，曾和“貪欲”一起成為“歷史發(fā)展的杠桿”；賈雨村在官場上的忽起忽落，其實也是權(quán)勢欲在起著“杠桿”的作用。而要發(fā)展權(quán)勢又必然要巴結(jié)權(quán)勢，所以賈雨村后來為了討好賈府的大老爺，便強行奪取平民石呆子珍藏的二十把扇子，并誣以“拖欠官銀”關(guān)進監(jiān)牢，直弄得“生死不知”。這個出身貧賤，有著幾分文才的封建文人，此時已完全拜倒在“護官符”的腳下，玩權(quán)于股掌之上，毫不感到傷天害理了�！都t樓夢》在刻畫這一人物時，用筆甚簡，但卻很有深度地寫出了一個頗有典型意義的酷吏形象。據(jù)脂批透露，這一人物后來還有一段“因嫌紗帽小，致使枷鎖扛”的結(jié)局；可惜曹雪芹沒有來得及把書寫完，讀者看不到了。不過，他在前八十回中通過鳳姐的弄權(quán)納賄，也足以顯示出封建官僚政治的腐敗已到了何種程度，即使是一個身處深閨大院的貴族少奶奶也能左右公堂，接過三千兩銀子的賄賂，只需給長安節(jié)度使去信一封，打個招呼，便輕而易舉地拆散了張金哥的婚姻，無辜毀滅了兩條誓死相戀的生命。通過以上種種描寫，《紅樓夢》生動地展示出：在那一社會里，法律是金錢的奴隸，狠毒是良心的主人；殺人的手上可以不見血跡，而無罪的心上卻滿是傷痕。在那個充滿“詩書翰墨之香”的榮國府里，封建社會的文明只不過給許多犯罪行為披上了一件雅致的、堂皇的外衣；而豐盛的物質(zhì)財富——那為下層人民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勞動成果，卻成了喂養(yǎng)貪欲與獸性的溫床�！都t樓夢》，這是一部對時代生活感到“荒唐”而又“辛酸”的書。面對大地上的呻吟和苦難，曹雪芹發(fā)出了悲沉的、譴責的呼聲。封建社會里的一切，無論是典章法制、綱常倫理、思想道德、文化教育以至風俗傳統(tǒng)等等，幾乎都在書中作了程度不同的反映，并予以藝術(shù)的批判。在中國文學史上，還沒有一部作品像《紅樓夢》這樣細致深微、然而又是氣魄闊大地從整個社會的結(jié)構(gòu)上，反映出封建制度的腐朽。然而，《紅樓夢》的偉大價值，并不僅止于此。這部作品所以具有那種高尚的藝術(shù)魅力和詩一般的精神境界，還因為在書中有許多更能吸引讀者、并且不知感動了多少人的藝術(shù)表現(xiàn)。三像許多偉大的作家一樣，曹雪芹也是為了理想而進行批判的人。他對封建社會的揭露，并不是為了展覽丑惡，而是因為對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充滿歌頌的感情。他從丑惡現(xiàn)實的旁邊，從那一時代統(tǒng)治思想所規(guī)劃的疆線以外，從不為人所注意的“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的身上，發(fā)現(xiàn)了美，激起了強烈的創(chuàng)作熱情。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就是：“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并使其泯滅也。”曹雪芹不僅對用祖國的優(yōu)秀文化教養(yǎng)起來的女性感到美，而且還把那一社會里最受人賤視的小人物——丫鬟婢女，提高到詩意的境界，并且展示了她們平凡而可愛的內(nèi)心。在中國文學史上，還沒有一個作家像曹雪芹這樣懂得中國女性的靈魂，這樣細致而深刻地寫出她們的希望和痛苦。他是第一個為婦女呼吁人的地位、人的尊嚴、人的權(quán)利的中國作家。與婦女的命運相聯(lián)系，《紅樓夢》還著重表現(xiàn)了一個在那一時代富有社會內(nèi)容的問題，也是歷史上長期存在的給婦女帶來沉重壓迫的問題，這就是“自從有人類以來就存在”的“兩性之間的感情關(guān)系”——愛情。為此，他在《紅樓夢》中塑造了三個主要人物形象，并通過他們的愛情婚姻悲劇發(fā)揮了他的美學理想，同時也對封建制度予以藝術(shù)的批判。首先要提到的是書中主人公賈寶玉。這是作家用力最多、寄托最深而又貫串全書始終的人物。他是一個在膏粱錦繡中長大的貴族公子。世人所追求的一切，無論是富貴尊榮、嬌妻美妾等等，幾乎從他一生下來就已預置在身邊。看來，他應當感到很滿足了�？墒�，這位貴族公子在生活中卻常常感到迷惘和苦悶，曾多次發(fā)出這樣的怨訴：“可恨我為什么生在侯門公府之家？”“我只恨天天圈在家里，一點兒做不得主。行動就有人知道，不是這個攔就是那個阻的……”他甚至感到生的痛苦，煩躁地叫喊：“死后要化灰化煙，再不要托生為人了！”在這里，《紅樓夢》生動地表現(xiàn)出一個富有哲理的生活現(xiàn)象：豐富的物質(zhì)，并不能填補精神的空虛，反而愈填愈空。原來，在這位貴族公子的生活中雖然充滿了金光玉色、粉淡脂紅，但卻缺少一件最寶貴的東西——自由。那從小用溺愛、嬌貴、尊寵、詩教和禮法等等所連結(jié)起來的一套教養(yǎng)，像一條無形的黃金鎖鏈捆綁著他的一舉一動。在這條黃金鎖鏈的束縛下，一切將按照封建主義的原則，斬殺其天然的生機，傷枝損葉地畸形生長。而他的生父賈政，則又作為封建主義的化身，很早就給他的童貞心理帶來沉重的壓迫。為了使他不越出封建正軌一步，曾不惜施以鮮血淋漓的痛打。當然，同樣也是在很早的時候，生活就教導賈寶玉去進行反抗，他最先以“逃學”來擺脫加在他身上的封建教育，即所謂“愚頑怕讀文章”。其實他所怕讀的并不是真正的文章，而是那些枯燥僵化的封建教義或八股時文之類。由于封建家長在如何管教賈寶玉的方式方法上，存在著某些不同的主張，這樣就造成一些罅隙，使賈寶玉的帶有反封建主義傾向的思想行為得到生長和發(fā)展的機會。特別是賈母把他溺愛成“無人敢管”的愛孫，這不僅可以暫免受到賈政的嚴厲管制，還造成他特殊的生活習慣——“在內(nèi)幃廝混”。這道“內(nèi)幃”，雖然更增添了賈寶玉的嬌柔，但也對封建社會里像惡疾一般流行的種種污穢起了隔離的作用，使他較多地保持了最難保持的赤子之心；在“內(nèi)幃廝混”，還使賈寶玉例外地以男性的身份，長期生活在“大觀園”的少女群中。于是，看慣了賈府里庸俗丑惡男人的賈寶玉，在和許多比較天真單純的少女的接觸中，特別感到她們的清凈潔白；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就是：“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人便覺濁臭逼人。”賈寶玉的這種看似荒唐可笑的怪論，卻又并非毫無道理地成為他的最引人注目的、獨特的一個性格特征。它一方面含有生理學上的自然因素，同時又體現(xiàn)了他所特有的那“怡紅快綠”式的貴族公子生活情調(diào)；另一方面還反映了他對“男尊女卑”的封建傳統(tǒng)觀念懷著急迫、偏激的反逆心理，以致恨不得把男女地位倒置過來。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這是一種渴求思想解放的曲折表現(xiàn)。正是因為這種心理很強烈，所以特別顯得失常，而被目為“乖張邪謬”。賈寶玉除了“愛紅”、“逃學”以外，還堅決不走人人奉為立身揚名的正規(guī)大道——“仕途經(jīng)濟”的生活道路。他對舉世沉迷的科舉考試，譏諷為“餌名釣祿之階”。又把那些熱衷功名仕途的文人官僚，痛罵為“祿蠹”、“國賊”；自己更是懶與這班人交往。不僅如此，他還把“文死諫、武死戰(zhàn)”這類封建最高道德，不分青紅皂白地一概罵得分文不值，說那是“須眉濁物”的“胡鬧”，“有昏君方有死諫之臣”，等等。為了急于找到對抗封建主義的思想理論根據(jù)，賈寶玉還“整日價雜學旁收”，煞費苦心地鉆到佛家道家的著作中去，進行了一番參禪悟道。但他并沒有從中取得真正的思想“解悟”，反而陷入一片迷茫。于是，他干脆對封建傳統(tǒng)思想提出大膽的懷疑和否定：“只除‘明明德’外無書，都是前人自己不能理解圣人之書，便另出己意混編纂出來的。”又說：“除‘四書’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是我杜撰不成？” 以上種種表現(xiàn)，使賈寶玉這一人物形象閃爍著引人注目的奇光異彩。在這位貴族公子的身上，出人意外地、然而又是合乎邏輯地出現(xiàn)了某種反封建的叛逆性！當然，這并不是說賈寶玉的思想有甚么特別超過時代水平的地方。與同時代的先進思想家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比較起來，他還沒有提出諸如“為天下之大害者君也”這類帶有民主色彩的思想，更何況他的那些思想言論也確實是“杜撰”，甚至顯得有點幼稚；然而，在那些思想言論中卻又跳動著一股強烈的情緒，這就是對封建傳統(tǒng)思想道德的不滿，以及急于擺脫傳統(tǒng)束縛的煩躁心情。這些不滿的情緒，出現(xiàn)在一個本該感到滿足的貴族公子身上，這就不能不特別引人深思了。而這，也正是《紅樓夢》所以顯得特別深刻獨到之處。由于時代的階級的限制，賈寶玉雖然在封建傳統(tǒng)思想中左沖右突，但在他的頭腦中仍然不可避免地保留著封建觀念的頑固影響，如他對“父親伯叔兄弟之倫。因是圣人遺訓，不敢違忤”；又如他認為“那朝廷是受命于天，若非圣人，那天也斷斷不把這萬機重任與他了”。因此，賈寶玉的反封建傾向不能不又顯得軟弱和不成熟，常常是憤慨大于行動；他還不敢直接違忤賈政的封建管教。在生活中碰到封建勢力肆虐的緊急關(guān)頭，如王夫人無辜怒逐晴雯，他不敢挺身護阻，甚至連申辯幾句也不敢，以致眼睜睜地看著這個丫環(huán)帶病抱屈死在蘆席上。更重要的是，他雖然反對封建階級的思想道德，卻又離不開這個階級的優(yōu)裕供養(yǎng)。這一矛盾是他的最大弱點，同時也使他的反封建只能達到某種程度，而且還有在“溫柔富貴”的暖流中軟化、消融以至沉湎的可能。當他剛搬進大觀園時，每日過著珠圍翠繞、“斗草簪花”的艷麗生活，就曾感到“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他還勸探春不要為封建家庭里的種種矛盾煩惱，“只管安富尊榮才是”。不過賈寶玉身上所存在的這些弱點，并沒有削弱《紅樓夢》的反封建意義。曹雪芹不等于賈寶玉，他比主人公站得更高，他之所以高明，正是因為他沒有把主人公無限美化，而是清醒地按照生活的真實如實地寫出人物性格的復雜性，因而也更有說服力地展示出：封建主義已經(jīng)僵化腐朽到何種程度，即使像賈寶玉這樣養(yǎng)尊處優(yōu)、溫柔多情的貴族公子，也感到難以忍受，也要企圖反抗！容易茍安的賈寶玉，所以沒有和封建勢力妥協(xié)，最后終于掙斷他和貴族家庭之間所連結(jié)的臍帶，把他的反封建傾向發(fā)展到一個貴族公子所能達到的最強度，這是因為在生活中碰到一個被他深深愛著的、但卻被封建勢力摧毀了的少女——林黛玉。林黛玉出身于一個世襲列侯的“書香之族”。官居巡鹽御史的父親，因為“聊解膝下荒涼之嘆”，便把這個獨生女兒提到男子的地位來撫養(yǎng)，從小教她讀書識字，愛之如“掌上明珠”。不久林黛玉的母親（賈母的女兒）去世，為了“減輕父親的內(nèi)顧之憂”，她很早便離開家庭來到了正是“花柳繁華”的榮國府。接著父親又去世，她回家去盡了喪禮再來到榮國府時，實際上已是一個無家可歸、前來投靠的孤女了。但是，這處境的改變，并沒有使這個少女的生活態(tài)度也跟著改變，反而更加挑起了她的“孤高自許”；她依然愛說就說，愛惱就惱，一切任隨真實感情的流露。寄人籬下的生活，特別是那一時代不能自主的婦女命運，在林黛玉的內(nèi)心深處結(jié)成解不開的隱痛，并且經(jīng)常扭曲著她的感情和心理。她敏感地注視著四周，唯恐有人對她懷著歧視和輕蔑，以致在這個本來就很自尊的少女心中，造成更多看來好像是不必要的“多疑”和“小性兒”。如有一次，她到怡紅院去，丫鬟誤以為別人拒絕開門，這事本來不難說清，但她卻在心里這樣想：“如今父母雙亡，無依無靠，現(xiàn)在他家依棲，如今認真嘔氣，也覺沒趣。”那一夜，她“眼睛含著淚”，木木地倚著床欄，“直坐到二更多天方才睡了”。第二天，她看到落花滿地，便觸景生情地寫了一篇情致凄婉的《葬花詞》。落花，把她的飄零身世和只能任人踐踏的婦女命運，在她的心里喚醒了。可是，這個少女不能認識得更多，她把這種命運的難以解除，都歸因于自己的沒有家。因此，她害上了無法愈合的思家憂郁癥。大觀園里的繁華熱鬧，別人家中的笑語溫情，乃至自然界的落花飛絮、秋風秋雨等都無一不在她的心里引起無家的哀痛。于是，“多愁善感”便成為這個少女的性格特征；而眼淚，則成了她終年的伴侶。毋怪當她一碰到那個也是“無故尋愁覓恨”的表哥賈寶玉，便“像是遠別重逢的一般”，立刻產(chǎn)生一種聲氣相投的心靈感應。在耳鬢廝磨的頻繁接觸中，他們由兩小無猜而“早存一段心事”。愛情的火苗，迅速地在這個少女的心里燃燒起來，她不由自主地愈來愈背離了封建主義的“婦道”。她不僅對賈寶玉的那些崇尚自然、追求個性自由的表現(xiàn)默然相契，而且從不勸他去投身舉業(yè)，走“仕途經(jīng)濟”的封建道路。當她從賈寶玉那里看到被當時目為“淫詞小說”而嚴加禁止的《西廂記》、《牡丹亭》等書，更像一陣清風吹開了嚴閉在心里的禮教幃幕；她驚喜地發(fā)現(xiàn)：“戲上也有真正的好文章！”于是，她對“非女孩兒家本分”的讀書吟詩益發(fā)充滿熱情，并成為她抒發(fā)滿懷“素怨”的解痛劑。 可是，這個少女的文學才能，在那個提倡“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社會里，得不到應有發(fā)展。她的帶有藝術(shù)氣質(zhì)的敏感和靈慧，主要不是用來感受生活中的美和詩意，而是更多地感受生活中的庸瑣和時代的陰暗。毋怪她既以落花自況：“質(zhì)本潔來還潔去，強于污淖陷溝渠”；又在詩中發(fā)出《天問》一般的悲詢：“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識秋心？”幸虧賈寶玉理解她，也最能撫慰她孤寂的靈魂；于是，她向這個封建家庭的“不肖”，奉上了一個少女最珍貴的獻禮——愛情。愛情，純真的愛情，使風神靈秀的林黛玉變得更加美麗動人了。然而也是愛情，又使這個少女陷入痛苦的萬丈深淵。原來，出現(xiàn)在林黛玉身上的“純粹人類感情”，在那一時代里卻被視為見不得人的行為。那一社會的圣賢經(jīng)典上就這樣寫著：“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鉆穴隙相窺，逾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可是，父母雙亡的林黛玉到哪里去“待命”呢？這正是長期盤結(jié)在她心里的痛楚。她畢竟是一位出身官僚家庭的小姐，在她的思想上難以避免地要受到封建傳統(tǒng)觀念的影響，于是，在這個少女的內(nèi)心，封建主義的傳統(tǒng)思想與自從有人類以來就存在的愛情，發(fā)生了劇烈的沖突。因此她在愛情上常表現(xiàn)為一種矛盾的、扭曲的心理狀態(tài)。她既要求愛情的無限忠誠，但當賈寶玉在她面前作出赤裸裸的表白時，她又責怪賈寶玉“竟不避嫌疑”，甚至“氣得說不出話來”。愛情，就是這樣給她帶來許多好像是“自惹”的折磨和痛苦。不過，愛情并沒有因此停頓下來，而是經(jīng)過幾番回旋以后，仍然順著這個少女率真的性格繼續(xù)向前流瀉。真正對愛情造成威脅的，還是來自林黛玉的外部。當佩著一枚“金鎖”而又有才有貌的薛寶釵來到大觀園時，她立刻感到如臨大敵地緊張起來。猜忌、擔心、疑慮幾乎不加掩飾地流露出來。為此，她和賈寶玉所生的氣惱和拌嘴就更多了。雖然賈寶玉一再向她保證“疏不間親，后不僭先”，又向她宣誓決不相信“金玉姻緣”這個“邪說”，但她還是不斷拷問著賈寶玉的心，因為她看得很清楚：賈寶玉雖然“心里有妹妹，但見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這一枚沉重地壓在心上的“金鎖”，什么時候才能解除而使她大感舒松呢？生活似乎沒有辜負她。有一次她去怡紅院，無意間在門外聽到賈寶玉正對史湘云、襲人嚷著：“林妹妹不說這樣混帳話，若說這話，我也同她生分了。”所謂“混帳話”，就是指薛寶釵跟他講“仕途經(jīng)濟”。林黛玉聽了以后，不禁又驚又喜，感到賈寶玉這樣“在人前一片私心稱揚于我”，要比在她面前千言萬語的起誓更真誠、更可靠，他心中確實沒有薛寶釵的位置。果然從這以后，她和賈寶玉之間的氣惱少了，更深地沉入兩心的默契。然而，疑慮的消除，愛情的深化，依然沒有從林黛玉的心里透出一絲真正的笑意。一直緊壓在她愛情上的并不僅僅是一枚“金鎖”，更有一尊其重如山的龐然大物，這就是整個封建社會！林黛玉終于接觸到這一痛苦的真理：在那一時代，愛情與婚姻原是漠不相關(guān)的兩回事。她可以把整個生命交給愛情，卻不能把婚姻交給自己。她在愛情的道路上終于走完了她所能走到的最后一步，而在封建包辦婚姻制度的鐵門面前停住了。怎樣才能突破這一重障礙呢？她失去了抗爭的能力，只能等待封建家長的決定。但是，在長期的日常生活接觸中，以賈母為首的封建家長們對林黛玉的種種表現(xiàn)，特別是她的不合封建要求的“性兒”，愈來愈感到不喜歡，有時甚至露出厭煩的情緒，當然也就不會把她看做中意的媳婦了。這可以從某些事情上看出來：如那一次賈寶玉誤以為她要回南方去，嚇得“口角流津”、“人事不知”，當著賈母等人的面明顯地暴露了他對林黛玉的“癡情”，但封建家長始終沒有因此提到他們的婚事，用這個最有效的“藥方”來徹底治療他們的“命根子”的“呆病”。而當薛寶琴來到大觀園不久，賈母卻起了要把她“說給寶玉”的念頭……這處處都表明：林黛玉已在賈府封建家長的眼中失去了位置，再沒有初來時被賈母“摟入懷中，心肝肉兒的叫著哭起來”的親熱了。強烈的愛情過多地吸引去了黛玉的注意力，使她不能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在封建家長心目中的變化。她還在那里用渺茫的希望來填補空虛的期待，把誤聽來的片言只語“老太太的主意，親上加親”、“園中住著的”等都和自己聯(lián)系起來，以為是“非自己而誰”了。正當她感到“安心”的時候，鳳姐的“奇謀”已布置就緒。封建勢力幾乎是在她毫無防備的時候，給了她最沉重的一擊。“略猜得八九”的賈母，探悉到林黛玉犯了最不可犯的“心病”，于是便正式宣布她和賈寶玉“若盡著擱在一塊兒，畢竟不成體統(tǒng)”，終于考慮如何來打發(fā)她了。封建家長根據(jù)那一社會里天經(jīng)地義的原則——“先自己而后外人”作出決定：“先給寶玉娶了親，然后給林丫頭說人家。”當林黛玉從傻大姐那里獲知事情的真相，那一瞬間，整個世界仿佛從這個少女的腳下抽去了。她像“踩著棉花一般”地走著，全身如墜虛空，真如一片落花飄謝在人生的風暴里�，F(xiàn)在她只剩下一條生路——放棄愛情，放棄理想，按照封建主義的原則規(guī)規(guī)矩矩地做人。如何對待這一嚴酷的命運安排呢？這個少女的性格仿佛立即回答：不，決不！果然，她毫不猶豫地“唯求速死”。當她撕掉舊帕、焚去詩稿，最后離開人世時，只喊出了一聲使人感到加倍沉重的話：“寶玉，寶玉，你好！”引人深思的是：決定這個少女命運的最高主宰，并不是榮國府中最嚴厲的封建衛(wèi)道者賈政（他并不贊成那樣用“金鎖”來“沖喜”），也不是與薛寶釵親戚關(guān)系最近的王夫人，而是曾經(jīng)把她疼愛得“口頭心頭，一刻不忘”的外祖母，而且是在那種“叫人作了難”的情況下決定的；她的決定說起來也令人感到啼笑皆非，因為她也是出于“愛”——為了急于療救病中的寶玉�？傊�，這一悲劇就是這樣在各種錯綜復雜的因素下，甚至好像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造成的。造成這一悲劇的根源，只能歸之于社會制度——沒有愛情自由、沒有人的自主權(quán)的社會制度。即使是碰到賈母這樣“慈祥”的“老祖宗”，也難以改變其悲劇的命運。與林黛玉相對應，出現(xiàn)在《紅樓夢》中的薛寶釵，是曹雪芹以精雕細琢的筆力所創(chuàng)作出來的又一個令人難忘的典型形象。她和林黛玉都長得很美，但又呈現(xiàn)著各自不同的風采和氣質(zhì)。自從《紅樓夢》問世以來，這兩個女性形象便引起人們熱烈的談論。為了品評這兩個人物的高下，又常引起爭吵，還在當時就有人“遂相齟齬，幾揮老拳”了。的確，薛寶釵和林黛玉是兩種美，兩種難以“合一”的美。但怎樣來評價這兩種美呢？對這個復雜的、富有時代社會內(nèi)容的問題，曹雪芹沒有去作簡單的膚淺的處理，而是通過生動的形象，作了藝術(shù)的回答。薛寶釵出身于“書香繼世”的皇商之家。父親在世時極愛此女，教她讀書識字，比哥哥“竟高十倍”。后因為母分憂代勞，便不以讀書為念，只留心針黹家計等事。因皇上要在世宦名家中為公主郡主征選入學陪侍，充為才人贊善之職；浪蕩的哥哥正想赴京游逛并順便探親，便借機帶著她和母親到榮國府來了。她一來，不僅容貌的美麗“人人都說黛玉不及”，而且“行為豁達，隨分從時，不比黛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故深得下人之心；就是小丫頭們，亦多和寶釵親近。”在榮國府那樣一個人口數(shù)百、人事復雜、矛盾交錯的封建貴族大家庭里，立身其中而能上下皆歡、贊聲四起，薛寶釵確實首先給人留下了不尋常的印象。隨著作者筆觸的運轉(zhuǎn)，這一人物形象愈加分明起來。她不但善于待人接物，而且自甘淡泊，“不愛花兒粉兒的”，衣著也常是“半新不舊”；至于她居住的蘅蕪院，則是“一色玩器皆無”，布置得十分簡樸，使賈母看了也不禁贊嘆：“這孩子太老實了！”善于處群和眾而又不失端莊的大家小姐風度，這是薛寶釵的特點。她待人總是不分厚薄，而且還能體貼別人幫助別人。她看到史湘云做東，知道她家里扣得緊，拿不出多少錢來，便從自己家中弄來幾簍螃蟹，為史湘云設計了一個“又便宜又不得罪人”的筵宴。當她看到邢岫煙因家貧缺少寒衣，便主動取衣相贈，而且在贈送的方式上又不使人感到難堪。更令人注目的是，這個少女不但“品格端方”，而且多才博識。在大觀園中，只有她寫的詩，可與才氣橫溢、而又總想“壓倒眾人”的林黛玉相抗。至于學識（包括生活知識）的豐富，則在大觀園中無人可及。此外，她還具有一般富貴小姐所沒有的處事能力。她家中屢因哥哥放蕩闖禍，鬧得家翻宅亂，母親束手無策，只有啼哭；但她卻能沉著對待，頗有決斷地應付過去，卻又不流于鳳姐式的潑辣。在協(xié)助探春理家的過程中，更表現(xiàn)了她還頗有“治才”，收到“小惠全大體”的效果�？傊@個少女在各方面都顯示出她的出眾之處。看來，作者在塑造這一人物形象時，也是懷著贊賞態(tài)度的。書中所稱的“賢寶釵”、“停機德”、“山中高士”等等，并非故作反語，也不是空洞的贊辭。毋怪，這個少女給人的好感超過林黛玉；不知多少讀者對她投射著傾慕的目光。有趣的是，即使是對這個少女“時有微詞”、不識其“何心”的人，當問起他“子之處寶釵也將如何”時，則坦然答曰：“妻之。”這事雖發(fā)生在清代，但今天仍奉薛寶釵為“擇偶之楷模”的人又何嘗少見？看來，左釵右黛或褒薛抑林，這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還要反復出現(xiàn)。為什么會產(chǎn)生這種現(xiàn)象？也許原因很復雜，但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在塑造這一人物形象時，也像其他許多人物形象一樣，并不是按照把人看作一個完美的造物這個簡單膚淺的格套，而是根據(jù)現(xiàn)實生活，對人的復雜性、生活的復雜性作了完整、多面而又富有立體感的藝術(shù)表現(xiàn)。當我們透過薛寶釵的各種表現(xiàn)，對這一人物形象作深入觀察時，就會發(fā)現(xiàn)這個少女有一個重要的個性特征，即她的一言一行不像林黛玉那樣地任情任性，而是來自一種善于自持的、注重實際的理智。正是這種理智指導著薛寶釵的行動，形成了她所特有的“端莊”和人人稱道的“賢惠”。連那個心術(shù)不正、幾乎對一切人都懷著忌恨的趙姨娘，也唯獨對她發(fā)出衷心的贊美：“怨不得別人都說寶丫頭好，會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來果然不錯。”“會做人”，這也不妨可以說是對薛寶釵的“賢惠”所作的一種通俗注釋。但在復雜的人際交往中，特別是在那一封建社會里，“會做人”又怎能不流于虛偽做作呢？薛寶釵正是有意無意地常有這樣的表現(xiàn)。只是她的虛偽是一種幾乎與真摯沒有甚么分別的虛偽，與“溫厚賢淑”的美德一同出現(xiàn)的虛偽。如賈母為她做生日，叫她點戲點菜，她并不自擅，而是根據(jù)“年老之人喜聽熱鬧戲文，愛吃甜爛之物，便總依賈母喜愛者說了一遍”，因而賈母“更加歡喜”。又如元妃不喜歡“綠玉”兩字，她便催賈寶玉在詩稿中改掉；而當元妃從宮中送來一個燈謎叫大家分猜，她在心里感到“并無甚新奇”，但“口中少不得稱贊，只說難猜，故意尋思，其實她早猜著了”。以上這些表現(xiàn)，也許是出于一種敬老尊長或?qū)捄翊说男睦�，如說虛偽，豈非苛責太過？更何況生活在那一時代，一個少女為了合乎封建社會的做人標準，那樣的表現(xiàn)似乎也可諒解。問題的復雜性在于：當這種“會做人”碰到利害關(guān)系時常不免損人利己，雖是“賢淑”的薛寶釵也不能避免。如有一次，她在滴翠亭旁追撲蝴蝶，無意間聽到兩個丫頭躲在里面談私情話，頓使她“吃驚”地在心里想：“今兒我聽了她的短兒，人急造翻，狗急跳墻，不但生事，而且我還沒趣”，于是便使了個“金蟬脫殼”的法子，“故意放重腳步”，呼喊著假裝追尋林黛玉。這一來便巧妙地擺脫了自己的干系，使那兩個丫頭誤以為：“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里，一定聽了話去了。”薛寶釵在這里為了保持她那一貫遠離是非、潔身自好的處世態(tài)度，又怎能逃避嫁禍于人的指責呢？薛寶釵的“會做人”，還有更值得注意的表現(xiàn)。當王夫人房里的丫鬟金釧兒投井自殺時，她和襲人是一同聽到這個消息的。一聞此訊，襲人“想素日同氣之情不覺流下淚來”；但她只是感到“奇”，并且急忙趕到王夫人那里去“道安慰”。其實她還不清楚，此事是由賈寶玉調(diào)笑金釧兒引起，賈寶玉負有責任；但王夫人并沒有把真情告訴她，只說因金釧兒弄壞一件東西，“打了她兩下子，攆了下去”，沒想到“這么氣性大就投井死了”。于是薛寶釵便把金釧兒的投井歸咎于“糊涂”。如果照王夫人的說法，也確實未免“糊涂”，但薛寶釵接著又說： 姨娘也不勞關(guān)心。十分過不去，不過多賞她幾兩銀子發(fā)送她，也就盡了主仆之情了。 這里，薛寶釵為了撫平王夫人良心上的不安所說出來的這幾句話，固然又表現(xiàn)了她善于體貼人的特點，但又使人不由想起她的哥哥——那個“打死人便如沒事人”的“呆霸王”，對人命也是“自謂花上幾個臭錢沒有不了的”！當然，薛寶釵對她哥哥的粗鄙惡行也很反感，曾為此生過大氣，他們畢竟有所分別，不能混為一談。但她這樣的把錢與人命聯(lián)系起來，又怎能不使人感到她和乃兄如出一氣而應受到嚴譴呢？總之，在薛寶釵的許多言行中，“賢惠”與“虛偽”、“端莊”與“做作”就常常是這樣難解難分地交織在一起，仿佛從哪一面來看都有“根據(jù)”，以致使讀者評價她時，往往各執(zhí)一端，產(chǎn)生截然相反的結(jié)論：頌之者稱她“大雅雍容，望之如春”，貶之者則斥為“其奸雄之毒者乎”！怎樣對待這種現(xiàn)象呢？不能不追究一下：是什么指導著薛寶釵的理智，使她作出那些撲朔迷離、毀譽交加的言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當我們透過這個少女的外在表現(xiàn)，對她的內(nèi)心世界作深入的觀察時，就會發(fā)現(xiàn)：在她的一言一行中，始終貫串著一個內(nèi)在的精神動力，這就是那一時代像空氣一般包圍著每一個人的封建主義思想。應當說，大觀園中的少女（包括那些丫環(huán)）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封建傳統(tǒng)思想的影響，但薛寶釵顯得不同的是：她不僅自覺遵守封建主義的做人標準，而且還諄諄勸誡周圍的女伴也一同遵守。她常說女孩兒家應以“貞靜”為主，又告誡史湘云、林黛玉：“咱們女孩兒家不認字的倒好”，“只該做些針線紡績的事才是”。她更不止一次地敦勸賈寶玉去“立身揚名”，不可荒疏“仕途經(jīng)濟”的“學問”。封建主義是薛寶釵的最高信仰，她真誠地奉行，并不虛偽。虛偽的是被專制統(tǒng)治者和許多腐儒僵化了的封建教條，特別是那些束縛婦女身心的“女戒”、“閨訓”之類。由于這個少女對此奉若神明，躬行不誤，所以她也就不得不流于虛偽做作了；因為要實行那些教條訓戒，必須“克己”，必須“修身”，很難避免不做作，有時甚至是違反本心地做作。對此，即使是薛寶釵自己也未必意識到，只覺得那是按圣賢的教導行事。對薛寶釵的思想靈魂作了這樣一番考察以后，就可以再來看看她在《紅樓夢》著重表現(xiàn)的愛情悲劇中所處的復雜關(guān)系了。作為一個青春少女，薛寶釵在和賈寶玉的長期接觸中，也很自然地引起了愛情。這一隱藏在內(nèi)心的秘密，是在她去探望賈寶玉被打傷時透露出來的。當她看到寶玉的傷勢很重，忍不住嘆道：“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今日。別說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們看著心里也……”剛說了這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說的話太急了，不覺紅了臉，低下頭來”。這樣控制不住真實感情的流露，對薛寶釵來說還很少見。很多論者責備薛寶釵不該作為“第三者”插足寶、黛之間，以致造成悲�。黄鋵�，萌動在這個少女內(nèi)心的愛情不過是那么若隱若現(xiàn)、欲露還藏，并沒有像林黛玉那樣的一瀉而不可收止。甚至當她接觸到愛情的糾葛時，不但不“插足”，反而有意識地回避。對此，書中曾有明確的描寫：有一次她去瀟湘館，看到寶玉先去了，馬上轉(zhuǎn)身而回，因“此刻自己也跟進去，一則寶玉不便，二則黛玉嫌疑，倒是回來的妙”。這與林黛玉看到寶玉去了梨香院，不但不回避，反而當面尖酸地嘲諷，猜忌之情溢于言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又有論者認為薛寶釵不惜費盡心機，采取各種陰謀手段，如偽造金鎖、故意戴著元妃特賜的紅麝串以至其他一舉一動，都是為了奪取一個目標——“寶二奶奶”。好像寶黛的愛情悲劇，其禍因都在薛寶釵。于是大罵她“奸”，大罵她“惡”、“毒”，甚至比之為女中曹操。其實，這些詬詈不僅近于深文周納，而且也不符合實際。對此，書中也有明確的描寫。如有一次，薛寶釵在賈母處碰到賈寶玉，書中這樣寫道： 薛寶釵因往日母親對王夫人曾提過金鎖是個和尚給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結(jié)為婚姻等話，所以總遠著寶玉。昨日見元春所賜的東西獨她與寶玉一樣，心里越發(fā)沒意思起來。幸虧寶玉被一個林黛玉纏綿住了，心心念念只掛著林黛玉，并不理論這事。 可見，薛寶釵不僅對元妃的成雙賞賜感到“越發(fā)沒意思”，還以賈寶玉只念著林黛玉為“幸”。這哪里像是一個一心只想謀取“寶二奶奶”者的心態(tài)呢？如果“金鎖”確系偽造，她又為何在自己的心里想（而不是對別人說）“是個和尚給的”，并為此“總遠著寶玉”呢？其實，書中即使不對人物的心理作這樣明確的交代，從其他各種描寫中也可看出：曹雪芹在塑造這一典型形象時，并未忘記這一人物最重要的性格特點，即其言行舉止都理智地遵奉著封建主義的做人原則，即使是在愛情問題上也不例外。本來，在兩種思想性格、兩種人生態(tài)度對立的基礎(chǔ)上也是難以建立起熱烈的愛情的。在薛寶釵的眼中賈寶玉并不是理想的“良人”，只不過是一個胸無大志，不求上進，終日優(yōu)游的“無事忙”、“富貴閑人”而已。她所以覺得“越發(fā)沒意思”，是很合乎心理邏輯的。對此前人也有所見：“蘅蕪之與怡紅，情不相屬，本非意中人也明矣。”因此，如果把薛寶釵說成是一個陰險毒辣，專以破壞寶、黛愛情為能事的“大奸”、“大惡”，不僅不符合人物性格，而且倒正是落入曹雪芹在書中一開始就批評的那種俗套：“又必旁添一小人撥亂其間，如戲中小丑一般。”《紅樓夢》所以高明，正在于沒有把薛寶釵寫成“小丑”，她始終是一位在做人上、也包括在“男女大防”上不失“端莊”的大家閨秀。她在對待賈母、王夫人以及其他人的關(guān)系上，主要也是從封建主義的“尊上睦下”之類的“閫范懿德”出發(fā)，即使沒有賈寶玉那層關(guān)系，她也會照樣這樣做。令人感嘆的是，這個聰明、理智、善于處人處事而又自甘淡泊、帶點“理性主義”色彩的少女，卻始終沒有意識到套在她脖子上的那枚“金鎖”，并非幸福的象征，而是一把壓死人的封建大鎖！（其實它也和“通靈寶玉”一樣，不過是作者“偽造”出來的一種形象寓意。）一直到這個少女結(jié)婚的時刻，她被拉去充當一個很難堪的“掉包”角色時，也沒有懷疑和摔掉那把大鎖——說是“沖喜”，實是“添悲”的大鎖。后四十回在這方面的描寫基本上是合乎這一人物性格的，也是有藝術(shù)水平的。當議親已定，并且立即成婚，薛姨媽回來把這一消息告訴她時，她不但毫無奪取到“寶二奶奶”的喜悅之色，而是：“始則低頭不語，后來便自垂淚。”這十二個字，堪稱字字都有分量。它以精練的筆墨，把這個少女此時此刻的復雜心情，作了出色而又富于內(nèi)涵的描繪。以薛寶釵的聰明懂事，不難覺察這將是一場惡婚姻，連襲人都已看出這場婚姻將是“一害三個人”，更何況她也早已深知賈寶玉的心中只有林黛玉。至于“寶二奶奶”的地位也不足羨，因為元妃已死，榮國府的衰象已露，大家庭中的種種矛盾也更趨尖銳，迎接她的將是一個兇險莫測的局面。這一切，似乎連薛姨媽也有所覺，因此問她：“你愿意不愿意？”在這個生命中的關(guān)鍵時刻，恐怕是最不會為自己打算的人也要認真對待。如果薛寶釵有所表示，哪怕是露出一點為難的情緒，也許事態(tài)的發(fā)展就要有所不同吧？然而，這個少女仍然固守著封建主義的原則，她反正色對母親道：“媽媽這話說錯了，女孩兒家的事情是父母做主的。如今我父親沒了，媽媽應該做主的。再不然，問哥哥，怎么問起我來？”是不是她故作此語，好借母親“做主”來實現(xiàn)自己蓄謀已久的“寶二奶奶”呢？假如這樣，當早在預料中的婚后悲哀一一出現(xiàn)時，她就不會在“心里只怨母親辦得糊涂”了。若是自己所謀，又何怨別人呢？其實她母親后來也“心里懊悔”。因此，與其說薛寶釵最后嫁給了賈寶玉，還不如說她嫁給了不惜以身殉之的封建主義。真是“金釵雪里埋”！冷酷的時代，就是這樣埋葬了“好好一個清凈潔白的女子”。這是出于自愿，還是身不由己，或者竟是出于一種麻木的真誠，真是一個難解難分的問題。曹雪芹把這個少女也歸入“薄命司”，而且居于“正冊”之首，顯然他是又同情又贊嘆又惋諷的。毋怪他在帶有概括全書意義的《紅樓夢引子》中，發(fā)出了“悲金悼玉”的浩嘆。薛寶釵這一典型形象的更大意義還在于：《紅樓夢》又從另一角度批判了封建社會。它深刻地展示出：那是一個毀滅一切的社會，即使是它的忠誠信奉者也難逃悲劇的命運�！都t樓夢》中的三個主要人物及其愛情描寫，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突出的開辟性的意義。中國文學從《詩經(jīng)》開始就歌頌愛情，雖歷千年而不少衰，發(fā)展到明清更是廣及于戲曲小說。但那些作品雖然各有沖擊封建社會的意義，卻總是跳不出一個范圍，即大都不脫“郎才女貌”、“夫貴妻榮”、“五花誥封”這類愛情理想和人生追求。只有《紅樓夢》出來以后，才完全打破了這種傳統(tǒng)的格局。薛寶釵正是那些作品中所稱道的“淑女”和“德、言、工、貌”俱全的“佳人”。然而，賈寶玉卻不愿娶這樣的“佳人”作為終身伴侶而寧愿去過冷寂的寺院生活，并永遠懷念著那個確實有些“尖酸”、“小性兒”，但從不勸他去投身“仕途經(jīng)濟”的林黛玉。因此，《紅樓夢》通過愛情描寫提出了一個新的戀愛觀，這就是不僅要求婚姻自主，而且還要求愛情必須建立在性格相投、思想一致的基礎(chǔ)上；而這個基礎(chǔ)的核心則是反對封建主義的精神道德和生活道路。這是《紅樓夢》以前的作品所沒有的，或者是沒有表現(xiàn)得這樣深入的。再從世界文學的范圍來看，也是出現(xiàn)過不知多少描寫愛情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莫如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但這部表現(xiàn)愛情的經(jīng)典之作，若與《紅樓夢》比較起來，則不免顯得有些“戲劇化”，人物情節(jié)也顯得過于夸張和帶有很大的偶然性。毋怪托爾斯泰曾指摘莎劇“都系特地臆造出來，而不是本于性格和事件的自然過程”；即使是英國的評論家也指出莎劇失之“浮夸”，以至“不僅違反了或然律，而且也犧牲了可能性”。而《紅樓夢》卻從不給人這種感覺，它正是在人物性格和情節(jié)發(fā)展上非常真實和令人信服地表現(xiàn)出愛情必然走向悲劇的“自然進程”。更重要的是，它還表現(xiàn)出這一愛情悲劇蘊含著更為深長的社會的歷史的原因。它通過愛情以及與其相連的其他各種描寫，使之在作品的深處曲折地反映著一種微微覺醒的、但還顯得睡意朦朧的社會意識。它呼喚著個性的解放，婦女的解放，人的解放。當然，曹雪芹并不具備這類現(xiàn)代思想意識，然而他通過形象思維所發(fā)揮出來的思想意義，卻可以大于他的思想，甚至是他所沒有意識到的。而且，某些從形象生發(fā)出來的意義，有時還能突破他的時代，通向歷史的未來。這種情況在文學史上并不少見，同時這也是許多偉大作品所以涵蓋深遠、含義常新的原因�？傊�，“大旨談情”的《紅樓夢》談出了非常豐富的思想社會內(nèi)容，談出了許多啟人思考的人生問題。四《紅樓夢》所以如此深刻豐富，固然與作家的思想情操、生活閱歷有著內(nèi)在的聯(lián)系；但是，如果不是因為作者具有極高的藝術(shù)才能，也不可能發(fā)揮得那樣出色。曹雪芹的天才，主要表現(xiàn)在小說創(chuàng)作上。在這個被當時目為“小道”而備受歧視的藝術(shù)領(lǐng)域中，他卻“癡”心地發(fā)揮出令人驚嘆的創(chuàng)造力。他把中國的小說創(chuàng)作藝術(shù)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達到可與世界上任何一位大師抗衡的境界�！都t樓夢》在小說藝術(shù)上的貢獻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表現(xiàn)在善于塑造人物，而且是成群地塑造出來。據(jù)統(tǒng)計，出現(xiàn)在書中的人物共有四百多人，雖然有些人物僅是一筆帶過，但其中寫得栩栩如生、給人留下終生難忘印象的總以數(shù)十計，而且不少人物都是具有世界藝術(shù)水平的典型形象。《紅樓夢》中寫得最多的是婦女，而且大多是在年齡、生活方式、生活環(huán)境等方面相同或相近的少女，但曹雪芹不僅寫出了她們各自不同的個性，還對某些類似的性格也能極為分明地刻畫出其間的差異，從不使人感到混淆和雷同。法國的一位著名作家說：“世界上沒有兩粒相同的沙，兩只相同的手。”曹雪芹正是卓越地掌握了這一創(chuàng)作藝術(shù)。在《紅樓夢》中，不僅沒有兩個性格相同的小姐或丫環(huán)，即使是同出一個娘胎，差別也很明顯。至于刻畫人情之深，描摹世態(tài)之透，涵蓋萬象之廣而又出之以平易曉暢的筆墨，尤其是《紅樓夢》的不可企及的藝術(shù)成就，也是這部作品所以經(jīng)久耐讀而又使人感到“不盡”的重要原因。還有，書中許多人物都是曹雪芹第一次帶進中國文學的領(lǐng)域，它不像莎士比亞那樣的取材他人的小說或歷史傳說，而是直接來自現(xiàn)實生活，因此既顯得鮮活生動而又富于獨創(chuàng)性。應該說，曹雪芹極大地提高和擴展了文學反映生活的能力。在《紅樓夢》中，數(shù)百個人物的頻繁活動以及他們的矛盾糾葛，常常是錯綜穿插而又連貫一氣地展開，從無現(xiàn)代小說中常見的中斷、跳躍之感。在那千頭萬緒的情節(jié)和事件背后，都有它們的來龍去脈和遠因近果，正所謂“草蛇灰線，伏脈千里”。而每一個生活面與另一個生活面之間，又無不呈現(xiàn)著多種多樣的聯(lián)系和意義。所有這些人物和情節(jié)都不斷地在擴展、豐富、深化，并向一個總的方向運行，直到完成一部體大思精的文學巨著。《紅樓夢》的又一巨大藝術(shù)成就，是自然逼真，以致使人忘記它是一部小說。這種可奪史筆的藝術(shù)造詣，堪稱絕無僅有，致使有些考據(jù)家以為那是一部照抄生活的“實錄”，而大費筆墨地去索隱猜謎，追查事實。當然，《紅樓夢》確實主要來自真實生活和作者的深切體驗，但由素材到作品絕非僅靠記錄所能完成。許多世界著名作家曾多次指出：“在藝術(shù)中，對象不是原來的樣子，而是有了想象的反映。”曹雪芹一開始就毫不隱諱地聲明，他的書是“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的。這正道出了藝術(shù)家共通的創(chuàng)作心靈，也正因為如此，才能取得“倒海探珠”的藝術(shù)效果。這個“珠”就是藝術(shù)上的“真”，它比原始生活更高，更凝煉，更有概括性，但它又是來自生活的大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在處理創(chuàng)作上的“真”和“假”（實際上是現(xiàn)實和虛構(gòu)）的關(guān)系時，雖然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經(jīng)過“不尋常”的“十年辛苦”，但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的人物和事件，又都天然無飾，好像生活并沒有經(jīng)過作家艱辛的提煉，只不過是隨手寫來，任其自然地流瀉到紙上。這里，正顯示出作者在藝術(shù)上所達到的又一高超境界。這就是大匠運斤，斧鑿無痕，恍若一片天籟自然生成。這種只見天工不見人巧的藝術(shù)境界，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極為難得的。《紅樓夢》的藝術(shù)成就，還突出地表現(xiàn)在語言上。語言不是簡單的符號，它往往也反映著一個人的修養(yǎng)、個性乃至品質(zhì)，對文學作品來說尤其如此。創(chuàng)作本是語言的藝術(shù)，無聲無色的文字只有通過作家的心靈獨運，才能生發(fā)出神奇的動人魅力。正像《紅樓夢》中的“通靈寶玉”具有“五色花紋”一樣，曹雪芹也擁有一支五色斑斕的彩筆。他既汲取了中國文學經(jīng)過千年發(fā)展后所形成的辭章文采，又廣為采摘了富有生活氣息的俗語方言，并加以融會、化合，從而將中國語言文字的神韻、風采和表現(xiàn)力發(fā)揮到極致，使這部用白話（即所謂“村言”）寫成的小說，既能深入市井民舍，也能高登大雅之堂；無論是學富五車的博雅之士，還是粗通文墨的家庭婦女，都把它讀得津津有味。實在說來，在“五四”白話文學運動以前，《紅樓夢》早就以生動的創(chuàng)作實踐開創(chuàng)了白話文學的先聲。雖然在它以前已出現(xiàn)了白話文學作品，但大都蕪雜生澀，缺乏提煉，沒有一部像《紅樓夢》這樣成熟和具有典范的意義。“五四”以后的白話文學作品，雖然在藝術(shù)上有所發(fā)展，有所提高，這是必須充分肯定的，但那些大量存在的歐化句法，不合大眾習慣甚至使人感到難懂的表現(xiàn)方式，反而不及《紅樓夢》鮮活自然和雅俗共賞了。《紅樓夢》的藝術(shù)成就還表現(xiàn)在其他許多方面，以上所談不過是幾個最主要的方面。另外也要看到：《紅樓夢》在藝術(shù)上也是有缺點的，各種疏漏失誤非止一端，只是與其巨大成就比較起來，終是白圭之玷。其實，世界上并不存在十全十美的作品，即使像莎士比亞、巴爾扎克等大師，在他們的作品中也存在某些曾為有識者詬病的缺點。藝術(shù)是沒有止境的，它永遠等待天才的創(chuàng)造。“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產(chǎn)生《紅樓夢》的封建社會早已過去了，但這部文學杰作卻仍然放射著“萬古不磨”的藝術(shù)光輝，仍然打動著不同時代的讀者。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曾稱《紅樓夢》為“宇宙之大著述”�！都t樓夢》確是一部長留天地之間的大書，但它所以“大”，并不僅是因為表現(xiàn)了王氏所說的“生活之欲”，而是表現(xiàn)了更為廣闊的人生。大就大在這“人生”二字。是的，《紅樓夢》是一部深刻地表現(xiàn)了人生的大書。它的最高、最耐久的文學意義，更多地也是在于用形象的語言寫出了人生。雖然，凡是文學作品都可以說是表現(xiàn)人生的，但不少作品往往只是表現(xiàn)人生的一個片斷、一個側(cè)面，而很少能像《紅樓夢》那樣，把人生的基本方面表現(xiàn)得這樣全面、這樣深刻而又具有普遍的意義。反映在這部作品中的愛情、婚姻、家庭、社會、生活追求等等，幾乎是每個人必經(jīng)的人生過程，也是人類生活中常見并常引起哲學探討的現(xiàn)象。因此，《紅樓夢》更使人感到靠近生活，更容易引起各種各樣的感觸和聯(lián)想，同時也更加發(fā)揮了文學所特有的以個別反映一般、從有限通向無限的形象概括力，從而起著微塵之中觀大千、剎那之間見終古的藝術(shù)感染作用。真正偉大的文學作品是不受時空限制的�！都t樓夢》不僅屬于中國人民，也是全人類共有的精神財富。 后記《紅樓夢論稿》初版于一九五九年一月；一九八一年九月修訂再版；一九九○年九月又出了第三版。歲月匆匆，不知不覺到現(xiàn)在已過去了將近半個世紀。原以為隨著學術(shù)上的不斷拓新，這本書也像人生旅程中的一名過客，到了淡化退出歷史的時刻。不曾想人民文學出版社在去年歲尾決定出版一套《紅樓夢》研究叢書，其中包括《紅樓夢論稿》。這樣就又有了再次出版的機會。恰值和森離開十年整，有幸以此作為一份紀念，私心尤其感到欣慰和感激。除了向人民文學出版社表示深深感謝外，也向許多年來一直關(guān)注這本論著的廣大讀者表示真誠的謝意！這次出版，除增入《紅樓夢》繪圖珍藏本前言——《紅樓夢引論》一文外，僅就原著中個別文字作了一些校正，其他均保存原貌。熱忱歡迎讀者的批評指正。 張曉萃二○○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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