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紹

財新思享家系列叢書:半生為人


作者:徐曉     整理日期:2016-04-22 15:19:29

1.劉瑜長序推薦!高爾泰、劉蘇里等諸多文化學者交口稱贊,一代叛逆者的心靈史!趙一凡、北島、芒克、史鐵生……一個個那個時代如雷貫耳的名字,在這充滿理性但深刻入骨的文字里,如此鮮活。《半生為人》作為一種個人史的表達,關乎的卻是整整一代人的往事和隨想。徐曉的坦然和承擔,使她面對命運的各種饋贈時,既不躲閃,也不逞強,既不夸飾,也不渲染。
  徐曉的文字謙遜、滄桑而沉痛。她記憶中那些悲欣交集的斷片人生,經(jīng)她冷靜而理性地處理之后,依然洋溢著痛徹心腑的感人力量,而她浩大的悲憫和同情,也不時地掙脫時代的邊界撲面而來。她以生命的專注領會疼痛,以往事的燦爛化解苦楚,以自己的靜默成功地反抗了遺忘和失憶。
  本書首版于2005年;曾獲得當年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散文家獎;被評為當年《南方周末》《亞洲周刊》十大好書之首。
  作者簡介:
  徐曉,出版人,作家。畢業(yè)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曾任光明日報出版社副總編輯,現(xiàn)任財新傳媒首席文化編輯。
  目錄:
  宴席散盡之后三版序劉瑜
  弱者的勝利二版序高爾泰
  自序
  永遠的五月
  愛一個人能有多久
  無題往事
  監(jiān)獄中的日常生活宴席散盡之后三版序劉瑜
  弱者的勝利二版序高爾泰
  自序
  永遠的五月
  愛一個人能有多久
  無題往事
  監(jiān)獄中的日常生活
  幸存者的不幸
  《今天》與我
  我的朋友史鐵生
  有一個人的存在讓我不安
  穿越世界的旅行
  精神流亡者的重訪
  路啊路,飄滿了紅罌粟
  大相隱于世
  與久違的讀者重逢
  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孩子
  前言宴席散盡之后
  劉瑜
  作為一個出生于中國偏遠縣城的七零后,每當看到一些知識分子把八十年代當作黃金時代來追憶時,我總覺得很隔閡,甚至有淡淡的反感——全中國幾億人,有幾個當時是在文學沙龍中高談闊論?你們的八十年代是啟蒙、是覺醒、是啤酒和煙味中的靈感碰撞,但我們的八十年代是貧困、是壓抑、是《站臺》里流離失所的青春以及《立春》里腐爛成笑話的夢想。
  因此,當我被徐曉的《半生為人》打動時,這感動令我自己措手不及。她寫的正是金色的八十年代。當然她的書里也有70年代和90年代,但是她寫的70年代也是80年代,
  90年代也是。別人的80年代還沒有到來時,她的已經(jīng)到來,別人的80年代已經(jīng)過去時,她的還沒有過去。宴席散盡之后
  劉瑜
  作為一個出生于中國偏遠縣城的七零后,每當看到一些知識分子把八十年代當作黃金時代來追憶時,我總覺得很隔閡,甚至有淡淡的反感——全中國幾億人,有幾個當時是在文學沙龍中高談闊論?你們的八十年代是啟蒙、是覺醒、是啤酒和煙味中的靈感碰撞,但我們的八十年代是貧困、是壓抑、是《站臺》里流離失所的青春以及《立春》里腐爛成笑話的夢想。
  因此,當我被徐曉的《半生為人》打動時,這感動令我自己措手不及。她寫的正是金色的八十年代。當然她的書里也有70年代和90年代,但是她寫的70年代也是80年代,
  90年代也是。別人的80年代還沒有到來時,她的已經(jīng)到來,別人的80年代已經(jīng)過去時,她的還沒有過去。
  書里寫到了早年的北島、芒克、史鐵生等等“文化名人”,寫到了80年代左右的一些重大“文學事件”,但是真正打動我的,似乎不是這些,而是——怎么說呢?一群年輕人在大病初愈的國家為自己建造了一個友愛共同體,這個共同體無拘無束地穿行在時代的清晨。
  “他的單位在市中心,朋友們路過時坐一會兒便不想走,于是辦公室成了客廳,下班以后常有規(guī)模不等的聚會。不管誰來,都是面條一碗,一碗面條,有時外加六分錢一個的大火燒。即使喝酒,也只有二鍋頭、花生米,拌白菜心、水蘿卜就是奢侈之物了……他們有時候海闊天空,國事家事天下事無所不談;有時候話又很少,可貴在于‘一切盡在不言中’的默契,總之彼此都覺得很滿足。”
  “我們的小屋從不冷清,常有人不約而至,深夜十二點也有人來敲門。來的最多的是鄂復明,家里的力氣活兒、技術活兒全由他一個人包了。最方便的是不用請,只要等著,不出三天他準會來。史鐵生也是那時候的?汀7孔有,沒有沙發(fā)也沒有扶手椅,專門為他準備了一張折疊椅,鐵生搖著車到門口一喊,他就跑出去背他進來。”
  這樣的描述極有畫面感。我喜歡這些畫面,因為它滲透著人與人之間一種奇特的親密關系。它不是愛情——似乎我們現(xiàn)在只能通過愛情理解浪漫;它也不是親情——似乎我們現(xiàn)在只能通過親情理解責任;它是一種無法界定的、多邊的、流動的烏托邦式社區(qū)。它浪漫,甜蜜,嘈雜,但有著同舟共濟的承諾。它在人與虛空之間砌上如此綿密的屏障,以至于后者顯得遙不可及。但是,隨著隱私、私人空間、身體邊界感意識的崛起(又或者僅僅因為人到中年?),這種無名的、多邊的親密關系正在絕跡。人們驚恐地發(fā)現(xiàn),我們所能嵌入的親密關系如此稀薄——畢竟,愛情可遇而不可求,而親情往往是我們被拋入的境地而已——一低頭就能邁入虛空的萬丈深淵。
  連結這個共同體的,是無知者對未知的敬畏。徐曉書里的這些“八十年代人”,好像是一群剛剛從山洞里爬出來的遠古部落,外部(或者說人性內部)的文明之光芒令他們驚駭。他們貪婪地閱讀,熱烈地表達,迫不及待地分享他們的每一個發(fā)現(xiàn)。剛剛走出革命的鐵幕,他們發(fā)現(xiàn),唱歌可以嘶吼,寫詩可以任性,浪漫是個褒義詞,美好的事物無需為自身的美感到抱歉。窗外有崇山峻嶺,崇山峻嶺之外還有崇山峻嶺,以及,人竟然可以是個人。
  因此,許多人懷念80年代又可以理解。與之前和之后的時代相比,那好像是中國人唯一真正抵達謙遜的時代——之前是拯救世界與水火之中的革命激情,之后是“大國崛起”的豪邁與自信。只有80年代,短暫的80年代,人們如此坦誠地面對自己的無知,臉上的表情是羞怯與赤誠。從這個角度來說,書中那些“文化人”的可愛,恰恰不是他們的才華,而是他們的笨拙,不是他們的使命感,而是他們的盲目。
  當然,《半生為人》本質上并非書寫“時代”,而是徐曉的個人回憶錄——所謂時代,不過是各種“奇人軼事”中散發(fā)出來的氣息而已。
  《半生為人》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是徐曉寫到周郿英——她去世的丈夫——的那些部分。他如何數(shù)年承受病痛的折磨,她如何以一種近圣徒般的使命感去照料他:每天給他用酒精擦身體降溫、一天幾次給流膿的傷口換紗布、看到報紙上“特效藥”的故事后一個人飛奔千里去求人、放下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自尊去給醫(yī)生塞錢、為他只能吃一口的飯菜忙碌一個上午……盡管作為朋友,我早就認識到徐曉身上強大的母性,但是書里的種種細節(jié)描寫還是令我震動。愛情無法解釋那種奮不顧身的投入,甚至家庭責任感也不能——于她,是本能。她心里有太多的愛需要釋放,仿佛她此生最大的問題從來不是愛的勇氣,而是不能找到足夠大的、大到遼闊的、盛放這愛的容器。
  她寫她對一輛新自行車的渴望;她寫她作為一個“小資女”對一個自己的房子的憧憬;她寫有一天,在她不分晝夜地照顧了丈夫幾年之后,突然心血來潮決定犒勞一下自己。她特地穿上“體面的皮上衣”,找到一家酒店的咖啡館,決定像個真正的女知識分子一樣在咖啡館里讀一本文學譯著,消磨一個文藝的下午。但是,在看到菜單上的咖啡價格后,她落荒而逃。
  她釋放得太多,得到的太少。對她的詩意與浪漫而言,生活,始終欠她一個應得的回應。何止是她病逝的丈夫,還有此后延綿的命運。某種意義上,她始終是那個站在巷口等待一輛新自行車的女孩,哪怕兩鬢開始斑白。唯其所求之少,更覺命運之吝嗇。
  書中有個一家三口在醫(yī)院院子里的場景令我印象深刻,寫他們全家的一個“節(jié)日”,那是在周郿英去世之前一個月。
  “四月,陽光正好,我們的小兒子推著輪椅,輪椅上掛著乳白色的營養(yǎng)液,我們一家到醫(yī)院的院子里曬太陽。他已經(jīng)很久沒有到過戶外了,不斷地說花真好,陽光真好,兒子真好。那天我特意帶了兒子的跳繩,給他買了平時愛吃的白瓜子,給兒子買了紫雪糕。他坐在櫻花樹下,看著兒子跳得臉紅撲撲的,滿頭大汗,一邊念念有詞地鼓勵他,一邊囑咐我要讓他多鍛煉身體。對于我們這個三口之家來說,那一天像一個真正的節(jié)日”。
  一個正常家庭最普通的一幕,在徐曉那里是一個盛大的節(jié)日,這可真讓人心碎。但是,如果沒有經(jīng)歷過沉重的灰暗,誰又會對“幸福”如此敏感?事實上如果你真的去凝視這個畫面,它似乎果然散發(fā)輕且薄的詩意,如同侯孝賢電影中的一幕。如果說徐曉所經(jīng)歷的悲傷給她留下點什么,大約就是對她的敏感與力量的成全。到今天,徐曉的命運依然坎坷,依然遭遇各種無妄之災,但她依然敏感、強大,更加敏感、強大,仿佛這兩種品質對她來說是同一回事。
  盡管徐曉的80年代格外漫長,但它終究謝幕。趙一凡的去世,周郿英的去世,北島等人的出國,更多朋友的漸行漸遠……徐曉以這本書表達她對青春漫長的告別。那不僅僅是一個人甚至一代人的青春,某種意義上,也是一個國家的青春——幼稚、笨拙,但也天真、充滿熱望。宴席已經(jīng)散盡,殘羹冷炙旁,作為最后一個離席的人,徐曉獨自守護著那個時代最后的、熄滅著的光。
  2016年2月
  徐曉以此書表達她對青春漫長的告別。那不僅僅是一個人甚至一代人的青春,某種意義上,也是一個國家的青春——幼稚、笨拙,但也天真、充滿熱望。宴席已經(jīng)散盡,殘羹冷炙旁,作為最后一個離席的人,徐曉獨自守護著那個時代最后的、熄滅著的光。
   ——劉瑜
  徐曉的愛和悲憫,植根于天性,本來屬于個體。但同時,這樣的天性,又使她的群體意識壓倒了已經(jīng)覺醒的個體意識。她力求用理想主義的精神價值,去照亮歷史無序背后的黑暗。她愿意在宇宙抹去人類文明的一切痕跡之前,把沒有爬滿虱子的袍,留存給后來的人們。
   ——高爾泰
  自序
  年輕時不知天高地厚地做作家夢,寫過幾篇不成氣候的小說,以后結婚生子,淡泊了功名,也淡泊了作家夢。認為當作家和當賢妻良母沒有什么兩樣,并且為自己能夠有這樣的認識而自我感動。因此,有很多年,除了職業(yè)需要,我不寫任何屬于自己的東西。隨著年齡的增長,又生出寫作的愿望,卻沒了自信,深知自己的才氣不足,勤奮不夠,對于寫作心存恐懼。我想,恐怕大多數(shù)職業(yè)都是可以選擇的,唯有真正意義上的寫作,就像圣徒是被上帝選中的一樣,寫與不寫,寫什么和怎樣寫,都是被規(guī)定好了的。
  一九九四年,丈夫重病多年后去世。我用了四個月時間完成了散文《永遠的五月》。向我約稿的朱偉看后打來電話說:“感謝你為讀者寫了一篇好文章!”朱偉是苛刻的評論家,他的話讓我覺得分量沉重。
  我原本是專為自己、兒子和個別人寫的,是為了能夠平靜地面對逝去的遠去的和身旁的朋友們而寫的,但卻意外地得到了很多讀者的回應與認同,這成為我繼續(xù)寫下去的動力。這里所說的“回應與認同”,并不簡單地等同于“好評”。事實上,當帶有強烈懷舊色彩和極為個人化的寫作出乎意料地被讀者接受時,使我意識到這種寫作的意義。精神和情感是在交往中形成的,如果說我的體驗還不算膚淺,那是因為我與其中的人物和事件的關系足夠深刻;人原本的感覺能力總是強大和正確的,如果說我的文字還不算蒼白,那是因為生活本身已經(jīng)足夠豐富和厚重。我的坎坷,我的磨難,我的喜悅與憂傷、悟性與迷惘、底蘊與限度,都由此而生發(fā),所以,它們是超乎文學的。
  不記得是誰說過,一個誠實的人,才有可能是可愛的同時也是幸福的人。同樣,一篇真實的文章,才有可能是有價值的同時也是優(yōu)美的文章。我認為,與其說文章有好與不好之分,不如說有真與不真之別。即使是虛構,其情感的真實與否也是至關重要的。
  我更愿意把對作品的接受,理解為對一段歷史的接受;把對作者的接受,理解為對一份情感的接受。為此,我對所有對歷史持有尊重之意、對人生葆有熱愛之心、對生命懷有敬畏之情的朋友心存感激。我認為,這首先來源于他們的自愛之心,而愛人之心一定是由此生長出來的。
  這本散文集是以寫人為主的。我把書中所寫到的人物—趙一凡、周郿英,以及“今天派詩歌”群體中的北島、芒克等人,看成是中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涌現(xiàn)出的一批“新人”。
  “新人”這一概念始于俄國革命民主主義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他的代表作《怎么辦》一書的副標題是“新人的故事”。這本書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對于中國知識青年產(chǎn)生過巨大的影響,但它與另一本對中國知識青年產(chǎn)生過更大影響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在理念上相當不同。兩本書描寫的都是革命和革命者,但后者是我們所熟悉的集體主義、共產(chǎn)主義式的革命,這種革命很少為個人的生活和成長留有空間。而前者卻讓我們看到,在革命的大背景下,不僅有愛情與婚姻的位置,而且有個人的自由和權利。作者主張“合理的利己主義”,但并沒有滑向道德相對主義;作者為普通人的自私辯護,但并沒有以此作為真理的棲息地而放棄對理想人格的追求。這正好成為具有懷疑精神的一代青年的思想資源。與同時代人遇羅克這類英雄相比,在二十世紀末的中國,“新人”的特征是—以張揚個性的方式而不是以革命的方式表達了對主流話語的反抗;以反傳統(tǒng)的作品和生活方式挑戰(zhàn)了革命的神話。不管是不是自覺自愿,他們“站在社會的邊緣,與現(xiàn)實的喧囂、浮躁、委頓形成反差,這本身已構成了意義,并給社會提供了意義。”(《永遠的五月》)
  在那個年代,這一群體所代表的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精神以及敢于懷疑的理性精神,深深地影響了我,并使許多人著迷。我試圖以我個人的經(jīng)歷為線索,記錄下那個年代的人和事,借用帕斯捷爾納克的話,我想說明:生活—在我的個別事件中如何轉為藝術現(xiàn)實,而這個現(xiàn)實又如何從命運與經(jīng)
  歷之中誕生出來。然而,這些具有“新人”特征的反叛者,還沒有足夠成熟的人格,足夠強大的精神力量,保持一個反抗者的姿態(tài),并承擔起“新人”的使命。那段離我們并不久遠的歷史,如今在一些人的記憶中已經(jīng)褪色,而在另一些人中則被當成歷史的神話加以徹底否定。毫無疑問,我們應該反思!那曾經(jīng)的信仰,是因為原本就是錯誤的,所以根本就不值得去信嗎?是我們壓根兒就沒有觸到實質,因而不可能徹底嗎?還是我們否定它,只因為不能為自己的沉淪尋找到自圓其說的理由?這是對于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如今已經(jīng)“潰不成軍”每一個曾經(jīng)的反叛者的提問。
  有朋友曾說,我的寫作美化了生活。為此,我曾想給這本書命名為“美化,直至死”。與其說是想回應這善意的批評,不如說是無可奈何的孤絕。作為人,作為女人,作為母親,當你在任何一種角色中都面臨困境的時候,你怎樣論證“活著的正當性”?作為歷史的參與者,作為悲劇的見證者,你怎樣能夠保持內心的高傲和寧靜?
  然而,我們終于還是活著。所以我寫作—正如史鐵生所說,寫作是為活著尋找理由;所以我在寫作時躊躇—“最終我把血腥和粗暴的細節(jié)刪除了,也把荒誕和滑稽的故事刪除了,唯獨沒有刪除的是從那個故事中走出來的人,因為那其中雖然凄婉,卻飄散著絲絲縷縷的溫情。我愿意把這傳達給我的兒子,傳達給所有我的朋友。因為我深深地懂得,這對人有多么重要。”(《無題往事》)
  這些篇章并不能夠完整地表達我的心理探索,它們是片斷的、零星的,甚至是片面的,它們只是構成了我寫作的參照。生活的腳步每天都不停歇,新的困惑每天都在生長,而結論卻總是姍姍來遲。歷史的糾葛和精神的困境,如同情感之于女人,總是糾纏不清。這是寫作的過程,也是生活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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