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簡介：
這是一本出版人的手記，篇幅不大，十多篇文章，十多萬字的容量，但讀完之后卻感覺厚重，因為它盡管寫的是與書和書業(yè)相關的人事，思考的卻是人的命運問題。
書中的事，大多與作者的職業(yè)――書業(yè)――相關，自己的成長經(jīng)歷，工作經(jīng)歷和感悟，點點滴滴在文中自然平實地流露。其中《〈鄧小平時代〉背后的故事》則可以看作是一篇經(jīng)典的編輯策劃教案，過去雖聽作者談起過，但覺得驚心動魄，教益匪淺，盡管個中還有一些細節(jié)不便透露。
書中的人，大多是知識界耳熟能詳、響當當?shù)亩沂浅錆M個性的人物，比如周有光、曾彥修，韋君宜。書中最重要的是作者回憶父親的長文《清華園里的人生詠嘆調》，通過敘寫父親一生的坎坷，展現(xiàn)了一代中國智識分子的遭際和內心的創(chuàng)痛，充滿了悲劇感。
作者簡介：
李昕是著名出版人，曾就職于人民文學出版社，后歷任三聯(lián)書店（香港）有限公司總編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總編輯�，F(xiàn)已退休。
目錄：
序黃韜
三訪周有光老人我所認識的楊振寧先生《鄧小平時代》背后的故事本色韋君宜我?guī)湾X鍾書打《圍城》官司遙望南天悼藍公曾彥修：自問平生未整人梁啟超與協(xié)和醫(yī)院的“百年公案”田家青：玩家與寫作
清華園里的人生詠嘆調我的紅衛(wèi)兵夢
后記《清華園里的人生詠嘆調》后記
2014年7月，我從三聯(lián)書店的工作崗位退休。壓力一經(jīng)卸掉，頓覺渾身輕松。我忽然發(fā)現(xiàn)，時間變得充裕起來，可以干些自己想干的事了。過去，三十多年都是為他人做嫁衣，而現(xiàn)在，終于可以為自己量體裁衣了。
我自幼愛讀文學作品，后來上了大學中文系，曾經(jīng)認定這一輩子要與文學結緣。雖然未曾指望當專業(yè)作家，但畢竟是把文學寫作當作自己人生的重要追求。進入人民文學出版社當了編輯以后，受到老編輯＂一手編，一手寫＂的鼓舞，從80年代到90年代，我嘗試寫過不少作品，包括散文、隨筆和中短篇小說、報告文學，但寫得較多的還是文學評論文章。我曾經(jīng)幻想自己成為當代文學批評家，為此也曾一連數(shù)年跟蹤當代文學動態(tài)發(fā)展，追讀大量文學作品。然而，由于編輯工作壓力越來越大，加之90年代中期以后我被調到香港任職，既脫離了文學編輯崗位，又遠離了國內文壇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這種跟蹤式的研究難以為繼了。于是我只能專注于編輯業(yè)務，把寫作放在一邊。近二十年，除了一些與編輯工作相關的書評以外，我?guī)缀鯖]有寫過其他作品。
但編輯畢竟是個有故事的職業(yè)。與作家、學者打交道，書里書外，故事多多。幾十年來所接觸的人物，所經(jīng)歷的往事，雖然從未動筆寫出，但在心里則牢牢地記下了。以至于今日回想起來，常生感慨。所以，在重新寫作的念頭萌生之時，首先想到的早已不是什么文學評論，而是這些故事。于是我開始以第一人稱，講自己親歷親見的往事，其間加入個人的觀察和思考，采用夾敘夾評的文體，寫成既是回憶又是隨感的文章。因為回憶中涉及真實的歷史，其寫作應當言必有據(jù)。所以我在寫作前除了核查一些必要的資料以外，主要以自己的日記作為依據(jù)。我有記日記的習慣，每有重要事項，必作詳細記錄，這個習慣幫助我彌補了大腦記憶的不足，寫起來格外輕松。例如《三訪周有光老人》，基本是根據(jù)我三年里的三篇日記復制成文，又如《<鄧小平時代>背后的故事》，文章一萬多字，依據(jù)的卻是我與傅高義先生交往中所記下的大約四五萬字的日記。因之，收入本書中的文章，大體上可以說是“無一字無來歷”，至少是擔得起“非虛構”三個字的。雖然有的文章，其中個別情節(jié)或許似有離奇，但這只能說明生活本身是無奇不有的。
作為回憶性隨筆，對我來說，可以寫的東西實在很多。寫什么和如何寫，其實頗費考量。我追求的目標是，要選擇有價值的題材，寫出自己對人生的感悟和理念。我做了一輩子編輯，在遇到回憶錄和人物傳記一類選題時，一直有一個頑固的觀點，就是傳記要為人格而立，不為所謂的“成功”而立。在社會上“成功”的人士，不管他背后有多少驚人的故事，如果他的人格平庸乏善可陳，也是當不起一本傳記的主人公的。所以當我寫作一些名流作家、學者的相關文章，包括寫我自己的父親時，所關注的主要不是他們的學術、藝術成就，也不是他們的經(jīng)歷和遭遇本身，更不是他們的逸聞趣事，而是他們的人格。我認為，只有選擇這樣的角度，我的寫作才是有意義的。
這本小書中收錄的文章，除了最后寫我自己“文革”經(jīng)歷的一篇是多年前的舊作以外，全部寫于去年年底至今這半年左右的時間里。成書之快，連我自己也感到吃驚。其實我并非像有些人說的那樣，是“一發(fā)而不可收”，這一切都是被逼出來的。感謝香港聯(lián)合出版集團副總裁李濟平和《橙新聞》編輯賈思玉，是他們在《橙新聞》網(wǎng)站創(chuàng)辦之初，便邀請我作為該網(wǎng)站的第一批作者，在那里開設專欄，這令我受寵若驚，因為那時，我還不知自己有無能力擔當此任。為了不至愧對他們一片熱情，我便強迫自己早早把全年連載的文章一篇篇寫出。因為專欄限定每周2000字，而我的文章多是長文，便以連載的形式呈現(xiàn)。這也便使我的文章幾乎全部都是分節(jié)寫作，每2000字左右一節(jié)。這倒并非是我的文章風格，純粹是為適應專欄需要而削足適履也。
我更要感謝的是上海三聯(lián)書店的總經(jīng)理陳啟甸和總編輯黃韜，他們在今年年初前來北京參加圖書訂貨會，曾與我和其他幾位北京三聯(lián)同仁一聚。當聽說我在寫作此類文章時，盡管那時剛剛寫完三四篇，他們便明確表態(tài)，要我將系列文章結集，在上海三聯(lián)出書。黃韜兄還當場表示，要親自為我的書擔任責編。上海三聯(lián)是北京三聯(lián)的兄弟社，多年來追求文化理想，堅守思想品位，出版了眾多好書，在內心里，我對該社一直是十分敬重的。陳、黃二兄對我的重視令我感動，也給我鼓舞，成了我寫作此書的動力。
當然，我對自己的寫作也有幾分自信。我相信這些文章是有真意、不虛浮、寫實事、寄深思的。如果讀者也能得到同樣的印象，那我便會感到欣慰和滿足。
本色韋君宜李昕韋君宜是我參加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位總編輯，她是我職業(yè)生涯的引路人。她去世以后我常想，自己還能為她做一點什么?作為編輯，當然首先想到的是為她出一本書。之所以會有這種念頭，不僅是因為我格外敬重和欽佩她，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內心里總有一種隱隱約約的歉疚。自己到了年屆退休之時，常常反思，不免想起我在韋君宜領導下工作時，對她的很多說法、做法并不理解，曾經(jīng)有很多的牢騷和抱怨。那時，我甚至對她抱有一些偏見。直到她退休多年以后，我陸續(xù)讀了她的《露莎的路》、《思痛錄》和一系列回憶性散文，才發(fā)現(xiàn)我原來是誤解了她。我想應該做一點補償。于是我找到了她的女兒楊團。我把自己的想法說了，楊團說：“謝謝你的一片真情�！闭�，《思痛錄》的版權到期，她說可以做一些增補，交給我在三聯(lián)書店出版。我高興極了。誰知沒過多久，有一天我正在公交車站等車，忽然接到楊團的電話，她開口連說抱歉，因為人民文學出版社要出版《韋君宜文集》，他們不同意三聯(lián)把《思痛錄》拿出來單獨出版，所以她不能和我簽合同了。一個心愿落空了，我頓感失落，在寒風中佇立良久。然而今天，我見到《韋君宜文集》煌煌五卷莊重、大方地面世了，也頗覺欣慰。畢竟，大家都想到了以同樣的方式懷念她 （一）我剛進人民文學出版社時，韋君宜不過65歲左右，并不怎樣顯老，可是她有一個官稱“韋老太”，有些人更直接就稱她“老太太”。我也隨著大家這樣叫。當然，這是在背后議論她的時候，若是在當面，那是不能造次的，還是得規(guī)規(guī)矩矩地稱呼她“君宜同志”。那時我對韋老太的經(jīng)歷不太了解，只知道她曾是富家女，早年背叛家庭參加革命，“一二九”運動中是清華大學的活躍分子，后來入了黨，到了延安。解放后，一直是新聞界和文藝界一些單位的領導人，自己也寫作，成了知名作家。我讀過她的小說《洗禮》，知道她的藝術造詣很高。于是我很注意觀察她，也希望能夠有機會和她熟悉起來，以便接受她的指導。但是，我發(fā)現(xiàn)她有股子威嚴，令人敬畏。按理說，被人稱為“老太太”的女領導，應該是和藹、親切、慈祥的，和屬下打成一片的。但韋老太不是。她似乎不大喜歡與人交流，如果不是談工作，她從不與人聊天、拉家常。她談工作，總是直奔主題，說話很快，像打機關槍一樣，干脆利落，一二三四交代清楚，說完就走，絕沒有一句廢話。平時上下班，她一個人總是低頭走路，有時腋下還夾一本書或者稿子，匆匆忙忙的，好像是去趕場，碰見誰都不打招呼，一副“目中無人”的樣子。我作為小編輯，如果在大門口或樓道里，碰到其他社領導，肯定要笑臉問候，但是若碰到韋老太，我通常是低頭裝沒看見，與她“失之交臂”。因為我怕主動問候了，她卻沒有反應，會使自己狼狽不堪。她給我留下的最初的印象，是一位干練、爽快、做事雷厲風行的女強人。她永遠梳著齊耳短發(fā)，戴一副白邊眼鏡，身穿藍色或灰色的干部制服。她從不刻意打扮自己，甚至可以說“不修邊幅”。當然，如果遇到重要場合，她也會穿一身白底蘭花或者藍底白花的旗袍，顯示出知識女性特有的品位。然而關于她的著裝，出版社里不斷有人講她的笑話，說她忙忙碌碌趕來上班，衣服扣子扣錯了眼兒自己都不知道等等。她后來寫的回憶中，也談到曾有一次會見外賓時因為著裝的馬虎而受到婦聯(lián)領導人康克清的批評。她其實是一個專注于工作的人，不拘小節(jié)。作為總編輯，她親自聯(lián)系作者組稿，親自審稿提意見，一天到晚忙得團團轉，別的事情都顧不上，所以女兒楊團說，她是工作狂。我記憶中自己幾次到韋老太屋里匯報工作，她都是邊看稿子邊和我們談事情的。她手里永遠有看不完的稿子，而且她居然可以一心二用。1983年底，文化部出版局組織了一次青年工作會議，要各出版社黨委派人參加。人民文學出版社黨委派不出人，臨時把我捉去作為會議代表。我開了三天會回來，要向黨委匯報。那天是韋老太主持黨委會，開到半截兒，她讓秘書通知我到會議室。我做了認真準備，講了半個多小時，其他黨委委員都在聽，只有韋老太手里捧著一部長篇小說稿件，在一頁一頁地看，頭也不抬一下。等我講完了，她也差不多看完了。我以為她根本沒把我的匯報當回事情。然而她最后做會議總結，卻也講得頭頭是道，把我傳達的幾點上級精神都概括進去了。我又覺得這老太太真是有一點神奇。但她對我來說沒有親切感。那幾年我曾經(jīng)為了匯報工作，兩次和同事一起到過她的家里。但去了也不過是談工作。就在她家的飯桌前，大家圍坐在幾把木頭椅子上，開一個小會，把事情一說，韋老太當場拍板定案，然后會議結束，大家起身告辭。一切都像在辦公室一樣。且不要說客氣一下留我們吃飯，甚至，韋老太連一杯水都沒有給我們倒過。她的這種“不拘禮”讓我有些不適應，但是同去的編輯室負責人毛承志是她多年的老部下，也是她非常賞識的人，告訴我老太太歷來如此。她的“冷”使我無法接近她。其實，我雖然是大學畢業(yè)后被正常分配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的，但我的家庭還算是和這個出版社有一點淵源。我父親在清華大學教外語，五十年代就曾經(jīng)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翻譯過兩本俄國文藝理論作品。出版社外文部的蔣路、徐磊然、孫繩武等老編輯都知道這件事，他們對我都很親切。而韋老太，我父親和她還另有一層關系，他們是天津南開中學的同學。盡管韋老太低一班，但他們在學校時就是認識的。我進了出版社后，父親常常提起這事，想讓我告訴韋老太。但是，我看到韋老太永遠公事公辦的樣子，幾次話到嘴邊，也沒有說出口。（二）我到出版社后聽到的第一堂編輯課是韋老太親自講授的。她開宗明義講當編輯不要想當官。她說，這不是她個人的觀點。當年在延安編刊物，她是小編輯，胡喬木是總編輯。胡對她說，如果你想當官，可以先當編輯部主任，然后當總編輯，這就算到頭了，再想當官就不是編輯了。韋老太說，她這輩子，就是聽了胡喬木這句話，今天她把這句話說給我們聽。如果誰不認同這句話，現(xiàn)在就可以調走。她說自己如果早早選擇當官，也許今天不是這個樣子，官可以當?shù)么笮�，但是她不后悔。她希望我們都是一些不后悔的人，把編輯當成一生的事業(yè)。她這堂課，對我是有一些醍醐灌頂?shù)囊饬x的。我這幾十年中有過多次重新選擇人生道路的機會，但是每到關口，都想起這句話，便排除雜念，“咬定青山不放松”。這樣堅持下來，也頗有收獲，自覺并未虛度此生。韋老太講座中還有一些觀點，讓我有振聾發(fā)聵之感。比如她說當編輯不能怕得罪人，不但不怕得罪小作者，而且要不怕得罪名家。為了保證書稿質量，對名家也要一視同仁，該改的稿子，就得嚴格要求作家改。如果作家不接受意見，把稿子交給別家出版，韋老太說，這也沒有什么，“不是我們的損失，而是作家自己的損失”。講話中透出一種自信，令人嘆服。我當時就覺得，當編輯當?shù)竭@份兒上，真牛。那時人民文學出版社小說組流行一句話，“好稿子是折騰出來的。”韋老太就是一位幫助作者折騰書稿的高手。她看稿極快，可以用“神速”兩個字形容。我觀察過她看稿的場景。那時很少有打印稿，一般小說作者都是手寫，用400字一頁的標準稿紙。一部小說總是厚厚的一大摞。韋老太一頁一頁地翻看，頻率極高，大概平均每頁十幾秒鐘，一部長篇兩三個小時搞定。看完就和作者談意見，通常會談得非常具體，比如哪個人物的心理活動寫得不充分，或者哪一段情節(jié)不符合人物性格邏輯等等，還有什么地方需要增加情景描寫，什么地方缺少細節(jié)之類。因為她本人也有創(chuàng)作經(jīng)驗，能夠設身處地進入作者的構思，所以她的意見，作者聽了一般都會心服口服。由于常年身體力行親自審稿提意見，韋老太指導和扶植青年作者的故事實在太多，但她作為總編輯，最令人稱賞的不在這方面，而在于她有膽識、肯擔當。當然，韋老太在編輯課上并沒有和我們講這些，可能是她礙于出版社領導的身份，有些話說了會不合時宜，甚或引起誤解。但是她的做法，卻顯示出她的超乎一般人的魄力和勇氣，這一條是整個文藝界都為之欽佩的。經(jīng)歷過改革開放年代的人都知道，中國的思想解放運動，是從文藝界開始的，小說充當了急先鋒。僵化理論的突破，是后來的事，起先人們是通過文學進入了對于歷史和時代的反思。自從劉心武的《班主任》開創(chuàng)了“傷痕文學”以后，大批文學創(chuàng)作沖破思想禁區(qū)，通過揭示現(xiàn)實的陰暗面，給社會提供了全新的認識和理念。對于這樣的作品，是出還是不出？韋老太是敢作敢為的。她拿到莫應豐的《將軍吟》書稿，那還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這是一部較為完整地描寫軍內“文革”的歷史悲劇，它的思想傾向當然是徹底否定“文革”。作者在“文革”結束前隱身于湖南，“冒死”寫出了這本書。在那樣的時代，作品描寫這樣的內容，“上面”沒有指示，一般人是不敢輕舉妄動的。但韋老太毅然自己拍板出版。出版后大獲好評是意料之中的。但是評獎時又遇到麻煩，各種觀點爭論不休，有些打棍子的觀點足以致人死地。韋老太這時用上了她“通天”的一招。她找了胡喬木，取得了“尚方寶劍”，使得評獎中的爭論得以平息，作品獲得第一屆“茅盾文學獎“。青年女作家竹林寫了一個知青題材的長篇小說，題為《生活之路》，因為創(chuàng)作在中央給知青運動定調之前，而作品涉及到知青生活的種種真實情況，寫了幾個知青在農村受到的磨難和不幸遭遇，特別是寫到一個女知青被逼自殺。這種故事在“政治上”不符合當時的口徑，幾家出版社都退了稿。書稿轉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時，作者單位蓋著公章的函件也緊跟著到達。那函件證明作者有“政治品質問題”，要求出版社不要接受她的書稿。當時，在出版社內部也有激烈爭論，有的編輯甚至認為，這是“一株大毒草”，“污蔑社會主義制度”。韋老太不這樣看，她是主張寫真實的。但是她也擔心自己的威望不夠，壓不住不同意見。于是她讓責任編輯寫了一份故事梗概，她親自拿去給茅盾先生看。茅公看了梗概，說了一句“希望看到作品早日問世”，于是韋老太將這部作品推出，使之成為知青發(fā)自內心的“第一聲吶喊”。更有戲劇性的例子，是張潔的《沉重的翅膀》出版。這是一本反映工業(yè)領域改革中的困難和矛盾的長篇小說。作者直面現(xiàn)實，揭示改革以“沉重的翅膀”起飛之不易。其間自然免不了不同思想和觀念的交鋒。韋老太覺得這樣的作品，無疑對于推動改革具有重要意義，堅決支持出版。然而出版以后，上級主管部門發(fā)現(xiàn)作品中有些言辭過于激烈，甚而偏激，擔心造成惡劣影響，于是通知出版社停止發(fā)行。韋老太又一遍仔細看了書稿，她覺得事情沒有那么嚴重。的確有些內容可以修改，但是絕不需要全部化作紙漿。她親自寫了四頁紙的修改意見，供張潔參考。張潔據(jù)此修改了一稿。重印出版時，韋老太又一次“勇闖中南海”，去請求胡喬木支持。獲得首肯后，這本書再次出版，而且獲得了第二屆“茅盾文學獎”。這些，都是關于韋老太的傳奇。八十年代初期，我不斷聽到出版社的編輯們談論她的這些故事。我覺得她真了不起。做編輯就得這樣做，才過癮，才精彩。 (三)但是，說韋老太有膽有識，只是一個方面。以我的親身接觸，我發(fā)現(xiàn)她也有謹小慎微的時候。每到這時，我們便對她有頗多的不滿。我當編輯以后接手的第一套書稿，是《胡風評論集》。這是胡風集團案平凡之后出版社制定的重點出版計劃。這套書收錄了胡風在解放前出版過的九本論文集子。正文含三冊，全部是舊書重印。唯一的新內容，便是胡風為評論集出版而寫作的《后記》。這篇《后記》初稿大約一萬多字，胡風用了幾個月的時間方才寫成，可以看作是他對自己投身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思想歷程的一個總結。胡風本人對這篇后記是極為重視的，也下了功夫。但是交稿以后，我們發(fā)現(xiàn)，其中涉及的一些史料，其準確性可能有疑問。胡風在監(jiān)獄被關押多年，曾經(jīng)有一個時期精神失常，現(xiàn)在雖然看起來正常，但是他的回憶是不是百分之百可靠，連我們也沒有把握。例如《后記》中他回憶三十年代中期在上海，有一天地下黨員王任叔（巴人）拿車子接他出去開會，他拉開車門剛上汽車，王任叔就熱情地握著他的手說，“從今天起，你就是中共黨員了�！边@樣的史料，我們第一次見到，以前只知道胡風曾參加日本共產黨，卻沒有聽說過他參加過中共，同樣的話，連胡風本人過去也從未說過。而現(xiàn)在寫出來，我們是無法核實的，因為王任叔早已不在人世。除此之外，胡風的回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魯迅和他本人、馮雪峰、茅盾以及和“四條漢子”的關系，《后記》里面披露的一些材料和細節(jié)，我們也無從查考。對此如何處理，我們只能請示。在韋老太主持下，社領導進行了研究。有些領導表示可以和胡風商量修改，但是韋老太的態(tài)度比較堅決，她的意思是整篇拿下，索性刪除這篇后記。對此我和理論組的幾位同事都以為不妥，因為這畢竟是胡風復出以后的第一次發(fā)聲，對于文壇意義重大，可以看作是在理論上給胡風恢復名譽的一項重要標志。如果沒有這篇《后記》，那么《胡風評論集》就成了純粹的舊作整理，沒什么意思了。于是我們曾一再請求韋老太重新考慮這件事。然而韋老太以不容爭辯的口氣拒絕了我們的請求，使我們覺得她似乎對于胡風有成見。以我們當時的推想，這并不奇怪，韋老太本來就和周揚的關系好嘛。后來是牛漢出面解圍。牛漢當時在社里主編《新文學史料》，也算領導成員之一，他曾經(jīng)是胡風分子，被關過監(jiān)獄，與胡風有私交。他自告奮勇表示愿意勸說胡風刪改《后記》稿，韋老太聽了未置可否。也虧的是牛漢，別人真的干不了這事。因為那時胡風的精神受損傷，反應較為遲鈍，聽力又有障礙，我們去他家，他只是出來見見，點點頭而已，一共說不了幾句話。我至今記得我和美編郭振華拿著幾幅設計好的封面征求他的意見，他說“都好”，“都好”，就不再說話了；我們又拿了一些古元的木刻作品請他選擇幾幅作為書中的插圖，他看到其中一幅刻的是一個人站在河邊高舉雙手，迎接遠方晨曦中噴薄欲出的太陽。他說了一句，“太陽的不要”，意思是其他由我們定。我們和他只能做這樣簡單的交流，若是商量文章的修改，怕是力不從心。牛漢很順利地解決了問題。他說服胡風，把凡是不能證實的史料都刪去了。最后這篇《后記》還剩七千多字，仍然具有重要理論價值。牛漢把稿子拿回來交給我們，我們滿心歡喜，準備發(fā)稿�？墒沁@時韋老太又一次發(fā)話，還是不能采用這篇后記。問她什么理由，她也不不和你啰嗦，告訴你撤下來就是了。這件事讓我們覺得不可理解。牛漢也不甘心，他對韋老太說，《后記》究竟能不能發(fā)，你也不要做決定，咱們請示上級。結果韋老太果真去請示了中宣部。詩人賀敬之那時擔任中宣部副部長。他曾經(jīng)在胡風主編的《七月》上發(fā)表詩歌，廣義上屬于“七月詩派”，他對胡風的了解還是比較多的。賀敬之表態(tài)，《后記》可以收入《評論集》，這樣韋老太才不再堅持己見了。另一件事，是關于《周揚文集》的出版。這套書，是韋老太親自登門找周揚約來的。她認為，周揚從三十年代起一直擔任革命文藝界的領導人，他的文字，集中反映了中國革命思想文化的發(fā)展歷程。對于今人和后人，具有不可忽視的理論意義和史料價值，應該及時做個總結。這個想法是非常好的，我們都很贊成。但是，在是否收入周揚的一篇著名論文上，韋老太和我所在的出版社理論組的幾位編輯發(fā)生了分歧。這篇文章就是1957年周揚代表作家協(xié)會發(fā)表的《文藝戰(zhàn)線上的一場大辯論》�？梢哉f，文藝界的“大鳴大放”因這篇殺氣騰騰、蠻不講理文章而定調，它是大批作家被劃為右派、受到二十多年政治迫害的理論依據(jù)。今天的一些人之所以稱周揚為“文化沙皇”，首先是基于這篇文章，它的“臭名昭著”，差不多是文藝界人人盡知的。我們當時都覺得，本著對歷史負責的態(tài)度，這篇文章必須收入文集。但是韋老太說，周揚本人不同意，她需要尊重作者的意見。責任編輯毛承志和羅君策當時很激動，與韋老太發(fā)生爭執(zhí)，說這篇文章也算是周揚的代表作之一，不收人，那就成了文過飾非，編出的書就不能叫《周揚文集》。韋老太并不和我們理論，她說文章不收，那就是定案，誰爭也沒用。韋老太是個急性子，她很想盡快出版這套書，三天兩頭來催發(fā)稿，可是“大辯論”這一篇文章不收，我們理論組幾位編輯心里有抵觸，對發(fā)稿也不熱心，編輯工作一直在拖。韋老太最后急了，她又去找作協(xié)領導張光年尋求支持。張光年說，“大辯論”的一篇還是不收的好，因為文藝界在粉碎“四人幫”后剛剛團結起來，這篇文章舊事重提，會給人刺激，再次挑起矛盾。韋老太于是回到社里，又用張光年的意見壓了我們一次。當時在我們看來，韋老太是因為怕周揚、怕作協(xié)領導人而不肯堅持原則。她也并不對我們解釋什么，只是讓我們照她說的去做。她的干脆利落、永不拖泥帶水的性格，使我們不能更多地了解她的想法乃至她的苦衷。除了對于這兩部具體書稿的態(tài)度以外，在當時文藝界的思想斗爭方面，我們也總覺得，韋老太常常是和胡喬木保持一致的。胡是她三十年代以來的老領導，與她關系密切。胡喬木在改革開放之初，思想解放，對于文化界“撥亂方正”起過積極作用，但是不久之后，又開始在理論上批這批那，壓制不同意見。對胡的一些說法，我們是不以為然的。但是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1984年批判人道主義和異化論，出版社里組織學習文件，傳達上級精神，都由韋老太主持。我清楚地記得她當年做動員講話的時候，要求我們以胡喬木的觀點統(tǒng)一思想。老實說，我作為一個年輕編輯，對此有些想不通。我覺得韋老太怕犯錯誤，這也情有可原。但是，她有時也太謹慎了。我們理論組編了一個刊物名為《新文學論叢》，過去曾發(fā)表過上海復旦大學學生趙祖武的文章《一個不容回避的歷史事實》，將建國前三十年和建國后三十年的文學創(chuàng)作加以比較，得出一個結論，后三十年的文學成就不及前三十年高。這篇文章觸動了一些人的敏感神經(jīng)，挨了個別上級領導的批評。從此韋老太就對理論組的書刊盯得特別緊。有些稿件根本沒什么問題，她也要調去審，也要親自過問。她的“一二九”老戰(zhàn)友、五十年代的老搭檔黃秋耘寫回憶錄《風雨年華》，回憶與她共同經(jīng)歷的文壇往事，她也戰(zhàn)戰(zhàn)兢兢，壓了很長時間不讓出版。這些，都曾經(jīng)是我們發(fā)牢騷的話題。韋老太退休之后，她的繼任者、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陳早春曾經(jīng)撰文，說“韋君宜是一個謎”。他從六十年代認識韋老太時就開始猜，一直到最后也沒有完全猜透。當然，陳早春指的主要是韋老太的性格令人費猜疑。而我也一直在猜她。她究竟是開放還是保守，是勇敢還是怯懦，是“左派”還是“右派”，是“唯上”還是“唯實”？很長時間里我一直沒有弄清楚。(四)我真正了解韋老太，是在她寫了長篇小說《露莎的路》之后。那是199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要評選長篇小說、報告文學的“人民文學”獎。我當時是社長助理兼編輯室主任，忝列評委之一。在評選之前，我注意到韋老太的新作《露莎的路》進入初選。于是急忙找來一閱。原本只想瀏覽一下，沒想到被作品深深吸引。我發(fā)現(xiàn)這部不到十萬字的小長篇，竟然觸碰了一個從未有人涉及的題材：延安整風、審干和“搶救失足者”。作品描寫的背叛家庭追求革命的女青年露莎當然是小說人物，但她身上分明有韋老太自己的影子，她的心路歷程，以及作品反映延安時期的實情實景，都是異常真實的。有些情節(jié)，在黨史上有依據(jù)，可考可查。當時我還并不知道，這本書是韋老太在病中以難以想象的毅力、用顫抖的左手寫出的，我只是讀了作品披露的史實，特別是看到康生領導的“搶救運動”在革命隊伍中到處抓“特務”，一直抓到不足十歲的小孩時，感到心靈被強烈震撼，覺得韋老太秉筆直書這段歷史，難能可貴，因為我們的時代太需要這種說真話的文學了。我佩服的不只是韋老太的勇氣，更加欣賞她通過對歷史的反思，給我們帶來思想的啟示。那次評獎，競爭蠻激烈，入選作品包括《白鹿原》、《古船》、《活動變人形》、《南渡記》等一大批名篇佳構。而《露莎的路》初版印數(shù)很少，沒有引起什么反響。如果從文學技巧的角度來看，這部作品可謂樸素至極。全書采用單線結構，全不是當下流行的時空交錯、雙線或多線并行的寫法，全書也沒有用上一點現(xiàn)代派技法，只是純粹的寫實。所以當時大家對這本書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在頭一天的評委會上，我發(fā)現(xiàn)沒有人提到《露莎的路》，我馬上向我的好友、當時的總編助理高賢均推薦這本書，讓他快讀。他一個晚上讀完，第二天也和我一樣情緒激動。后來評委會繼續(xù)召開，我和高賢均力薦《露莎的路》，可惜仍然沒有得到大多數(shù)評委的響應，最后這部作品落選，我覺得非常遺憾。但是我對韋老太的印象，卻從此改變了。當然，讓我感受到更深層觸動的，是韋老太的《思痛錄》。人們說這本回憶性隨筆集代表著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我有同感。韋老太在前言里說明，自己是“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但正是因此，她才“一直在痛苦地回憶、反思、思索我們這一整代人所做出的一切，所犧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她說自己曾經(jīng)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為此她面對良知而懺悔，筆下的故事，有些感人至深，而有些則使人恍然大悟。由于親身經(jīng)歷過上面提到的幾件往事，所以我特別留意她在《思痛錄》里怎樣寫胡風、周揚和胡喬木。她寫了一篇《我曾經(jīng)相信反胡風運動》，講自己被蒙蔽的完整過程。讀罷我才發(fā)現(xiàn)，1984年我們出版《胡風評論集》時，韋老太對胡風的態(tài)度其實也很正常。那時胡風雖然已摘掉“反革命”的帽子，但是平反卻是留了“尾巴”的，他鼓吹“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帽子并沒有摘。我想起當時的實際情況是，文藝界很有一些人，對胡風平反并不理解。我在武漢大學讀書時，有一位姓周的老師，自稱是群眾性批判胡風運動興起后第一個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大批判文章的人，他公然在課堂上講，“中央給胡風平反，我也不給他平反！”這表明一種觀念要從根本上扭轉，需要一個過程，受害越深的人轉彎越難。而韋老太在這篇文章中說，她是直到1989年看了有關胡風集團一些材料，特別是看了綠原的自述，才真相大白，知道這是“一個子虛烏有的冤案”，而在此之前，她一直蒙在鼓里。根據(jù)這一解釋，我想，在當年處理《胡風評論集·后記》的作法上，我們真不能苛責老太太。對于周揚，《思痛錄》不止一篇文章涉及。談到為什么不把“大辯論”一文收入《周揚文集》，韋老太講出了內幕的故事。原來周揚并不承認這篇文章是他自己的手筆，因為整篇文章，是經(jīng)過最高領導人修改定稿的。有些段落重寫，有些段落新增，大刪大改之后，文章代表的是最高領導人的意志。周揚說，“我對這篇文章負不了責任”。所以，當韋老太和他商量如何處理這篇文章時，他原先曾考慮給此文加一個長長的說明，作為文章的附記，那無非是要標出哪些觀點是他自己的意思，哪些觀點是最高領導人的意見，可是細想之后，他沒敢這樣做，因為他擔心這樣做或許會制造爆炸新聞，產生極其惡劣的影響。于是他只能尊重既成的事實，把這篇文章整個兒背在自己身上，其實他也有一肚子委屈呢。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忽然發(fā)現(xiàn)，“大辯論”一文收不收入文集，兩種意見各有其道理。不收錄固然是遺漏了重要史料，但是收錄則是對作者不公正。韋老太體諒的是周揚的苦衷，作為維護作者利益的出版者，她沒有錯�？墒牵绻敵醢堰@些實情講給我們聽，我們大概也不會錯怪她呀。關于胡喬木在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上批判周揚一事，我一直以為韋老太緊跟喬木，因為他們兩人半個世紀以來的交情太深了。其實即使是在出版社大會上動員我們批判“人道主義和異化論”的時候，她自己心里也是有一桿秤的。只是作為社領導，她也有一些不得已，也有一些身不由己。這一點我是自己做了總編輯之后才有了深刻體會的�！端纪翠洝防镉涊d，周揚挨批時，韋老太前去看望，周揚問她，如何看待當前自己和胡喬木在理論上的爭論，韋老太以“不懂哲學”四個字搪塞。這個回答使周揚傷感，他后來對人說，韋君宜別的都好，就是“是非不分”。韋老太聽到周揚這樣評價她，受了刺激，她反思和懺悔當時的怯懦，講出了自己的心里話，原來她從一開始就是支持周揚觀點的！這些，如果她不寫下來，我們是永遠不會知道的。至于說到她在出版上的謹慎和膽小，拿著黃秋耘的《風雨年華》掂量來掂量去，難下決心，我也從《思痛錄》上找到答案。韋老太和黃秋耘三十年代在清華大學讀書時一同走上革命道路，五十年代又在中國作協(xié)一起創(chuàng)辦《文藝學習》雜志，是老伙伴，志趣相投。1957年，他們共同主編的刊物在“大鳴大放”中顯然是“右傾”的。刊物發(fā)表了劉賓雁、王蒙等右派分子的作品，特別是舉辦了《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大討論，引起軒然大波，被最高領導人稱為“北京發(fā)生了世界大戰(zhàn)”，后來《文藝學習》因此而被停刊。那時的韋老太和黃秋耘，“兩人一起受批判，又每天相對秘密訴說無法告人的苦悶和憤懣”，他們相互掩護，共度難關。兩人在運動中都險些被劃為右派，但也都受到黨內處分，并被下放到農村。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韋老太仍然是重情義的，她沒有忘記保護下屬。說來也巧，就是這本《風雨年華》的責任編輯毛承志，八十年代是我們編輯室的負責人，他反右運動時就是《文藝學習》的編輯，該刊發(fā)表劉賓雁的《本報內部消息》和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等挨批的作品，毛承志都是責編。按理說，在七個編委，三個成了右派，兩個受黨內處分的情況下，像毛承志這樣惹下禍端的編輯，是無論如何也逃不掉的。但是根據(jù)《思痛錄》的描述，韋老太是把他歸入了“老實人”一類，調進《人民文學》雜志了事。這事毛承志后來一直心存感激。所以我想,韋老太此時謹慎處理《風雨年華》，一定是出于保護黃秋耘的考慮，作為患難與共的朋友，在八十年代初期意識形態(tài)斗爭局面復雜的情況下，她怕黃秋耘再犯政治錯誤，所以處理得小心翼翼，這正是她的情義所在呢。讀了《思痛錄》，我發(fā)現(xiàn)自己需要重新認識韋老太。我原先要猜的謎，在這里全部破解。我了解了韋老太質樸的內心，感受到她熾熱的情感，更看到了她無私無畏的精神境界，以及她對于歷史和現(xiàn)實的清醒思考。她是真正的勇士，也是真正的智者。她有一種大徹大悟。她的“思痛”和懺悔，顯示出一種良知未泯的真誠。我知道，這才是她的本色。2015年1月15-17日原載香港《橙新聞》
2015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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