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書所收篇章，多為作者對于以往人和事的回憶，具有鮮明的時代氣息和珍貴的史料價值，然而文字的價值遠不止于此，其價值的核心是對歷史的反省，對歷史的批判。 這本書稿，上接2009年春至2011年6月大抵兩年間所作長短文章的結集《薔薇葉子》（青島出版社，2014），收入了2011下半年至2014年末的大部分文章。所以叫近作。 為什么標作“文章”？我不是文體學者，過去不甚注意散文、隨筆、雜文以至小品的界限（當然知道太長的不能叫小品），籠統(tǒng)的說自己寫的是雜文吧，一來如同說“雜著”，或如俞平伯年輕時的書名之為《雜拌兒》，二來追慕魯迅先生從初題“雜感”或“雜感文”，后遂直截了當命名“雜文”。當然，從“魯迅風”的高度來考量，我是有很大差距的。 后來有了問題：文學理論批評家們，在對文學現象和文學成績進行總結和評騭的時候，常對這些往往針對社會文化有所議論，卻又帶有一些文學色彩的邊緣文體感到猶疑，特別是其中部分被稱為“時評”的速朽文字，左右為難，歸入文學好像差點成色，完全棄置不顧又不大說得過去�！獮榱藥椭@些專家學者擺脫兩難，我想，索性把這些介于文學與新聞之間邊緣文體，可能或有的認識意義大于應有的審美意義的社會批評和文化批評，索性還它一個古舊的范疇，叫作“文章”，讓這些跟從古以來由“文章學”規(guī)范的文章多少又有所不同的另類“時文”，找個不受爭議的，也不受歧視的位置安頓下來吧。 只是不知有關各方高見如何？ 至于以《痛與癢》為書名，卷首引的無名烈士詩中有此二字，可以點睛，三十年前我寫過一篇《話痛癢》，就是從這首詩引伸說開的。原想把舊文放在這里代序，再一想，不可低估可敬愛的讀者們的智商了，大家意會的事，何必費詞贅述？詩評家曾指出我寫詩過于直露，后來我轉寫雜文，以為既是所謂“議論文”，總該把想說的說透吧，因此少用曲筆，不懂含蓄，也還是沒有參悟文章之道。今后如有條件繼續(xù)為文，還是要加以注意。 因此，卷首引的辛稼軒詞，我也就不強作解說了。好在這首詞流傳千古，解說者何止百千？當代杰出詞人徐晉如（胡馬）有一則詞話，更極力推崇這闋詞的下片。在這里，我也轉請可敬愛的讀者朋友們諷詠幾遍，當可得之。
本書簡介：
此書所收篇章，多為作者對于以往人和事的回憶，具有鮮明的時代氣息和珍貴的史料價值，然而文字的價值遠不止于此，其價值的核心是對歷史的反省，對歷史的批判。 這本書稿，上接2009年春至2011年6月大抵兩年間所作長短文章的結集《薔薇葉子》（青島出版社，2014），收入了2011下半年至2014年末的大部分文章。所以叫近作。 為什么標作“文章”？我不是文體學者，過去不甚注意散文、隨筆、雜文以至小品的界限（當然知道太長的不能叫小品），籠統(tǒng)的說自己寫的是雜文吧，一來如同說“雜著”，或如俞平伯年輕時的書名之為《雜拌兒》，二來追慕魯迅先生從初題“雜感”或“雜感文”，后遂直截了當命名“雜文”。當然，從“魯迅風”的高度來考量，我是有很大差距的。
小姐，老師和同志——小議詞語的變遷 我從一篇網文上看到一條讓我驚詫的信息：妓女稱嫖客為“老師”。看來不是偶然一叫，而是蔚然成風了。讓我立刻想到“小姐”的遭遇。在1949年前“萬惡的舊社會”，小姐最早是對官紳人家未出閣女兒的尊稱，后來也包括其他有產者的閨中女子。如果稱平民小戶的姑娘為小姐，分明是高抬了。到了“新中國”，則至少有30年諱言小姐，以前的小姐都成了改造的對象，檢查交代的主體，誰還稀罕？管誰叫小姐，無異于罵她是“剝削者”的后代，猶如文革中直呼的“狗崽子”。大概是進入80年代以后，我們互相泛稱的“同志”，復歸為政治場合或共產黨內的“官稱”即正式稱謂，而在民間日常生活包括社會經濟文化活動中，“先生”和“女士”這一對中性的尊稱大行其道，包括稱年輕的女士為“小姐”在內，有些中年女子也愿意人們稱她們?yōu)樾〗恪Ｄ菚r候你叫“售貨員同志”她可能裝聽不見，但一聲小姐就能叫正在扎堆聊天的轉過臉來。但事情不斷起變化，你若不能與時俱進，結果有一天，連叫了三聲小姐沒理你，叫第四聲時，沒有好臉給你看：“誰是小姐��？”因為小姐一詞已經淪為“三陪小姐”以至直截了當叫作性工作者通用的代稱或敬稱了。文革時期，“敵我分明”（實際上界限又很模糊），不是什么人都屬同志。于是一度流行互以“師傅”相稱，既帶著廠礦工人階級特色，又透出傳統(tǒng)的師弟之誼，真是天才的創(chuàng)意。文革后，有些老同志反感以“師傅”代替“同志”，經過博弈，一部分人回到“同志”圈，一部分人突破為“先生、女士”派，其后又有一部分，從“先生、女士”和“師傅”分流為以“老師”相稱。后來異議之聲又起，好像是說對誰都稱老師，讓可敬的老師們貶值了。維護師道尊嚴之心亦良苦矣，只是這位老師萬萬沒想到，妓女正對嫖客稱呼老師，嫖客想來也當仁不讓地應聲答對！小姐也罷，老師也好，詞語都還照舊，只是所指轉移，看來應該說，是詞義的變異，形成了詞語的變遷。從初版面世至今58年的《新華字典》，是一本功不可沒的普及性語文工具書，而且貴在袖珍，物美價廉。據說新出的第11版，如同過去各次帶有歷史烙印的修訂版一樣，既記下了一個時期詞語、字義、字音等的新發(fā)展，也對語文的規(guī)范化負有一定的導向作用，這種導向應該不是食古不化的，同時應該也不是隨波逐流、追風媚時的。這里的分寸怎樣拿捏，的確是很費斟酌的吧。我沒看到新的版本，我估計對于“小姐”這個已經行之有年的詞義變異，還沒有急于定格�！袄蠋煛�，更不會急于注釋為“也漸成為妓女對嫖客的稱呼”——因為，據說中國社會中我們習稱為“妓女”的存在，以及相應的“嫖客”和“嫖娼”現象，尚未取得正式的承認。在官方詞匯中，這些是以“黃（色）”為代稱一筆帶過的，當然入不得字典了。至于“小姐”能不能回歸“一般對未婚女子的尊稱”，“老師”能否不變異為“嫖客”的代稱，而保持其兩千五百年來從至圣先師孔夫子起始的崇高地位，這個誰也說不準，一切將取決于漢語言主體的全國成年人的口德，特別是有話語權的媒體人和其他使用文字、語言為主要工具的各專業(yè)工作者吧。而“同志”這個從“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起自古已然，到“紅色年代”因富于意識形態(tài)色彩而呼遍遐邇的詞語，其實也面臨著時代風云的挑戰(zhàn)。挑戰(zhàn)者不是思想政治方面的敵手，而是長期受到社會歧視現在尚處于輿論爭議中的同性戀者群體。因為幾十年前，操華語的香港等地，“同志”已經成為同性戀者彼此之間的互稱了。最近因呂麗萍女士轉貼有關網文引起的軒然大波中，紙面媒體也已經使用“老同”這樣的字眼（老同之同，作為簡稱，在這里應是既指“同性戀者”，又指“同性戀者同志”或同性戀者彼此間互稱的“同志”吧）。如果對這樣影響廣泛的語言現象視若無睹，恐怕就落在不斷發(fā)展變化（不管這種發(fā)展和變化是否符合我們的意愿）的形勢后面了。2011年7月6日8月28日補記：其實“妓女”已是委婉的代稱�！版健币病凹恕币�，源自歷史上的“倡”“伎”二字，原指古代以歌舞技藝娛人的群體，并不專指賣身的女人。所以后來把賣身的女人叫作妓女，也還是如同說“那個賣唱的”，“賣藝的”或所謂賣笑的而已。一種社會心理的辨析 為什么有人聽到說共產黨的“好話”不全信甚至全不信，而聽到說共產黨的“壞話”就全信呢？ 從在上者的眼光看，現在的群眾——老百姓，是越來越不好管了，越來越不聽話了，越來越不順從了，一旦有點什么動靜，圍觀者眾，連同被圍觀的一起，竟好像分不清誰是刁民，誰是良民了。或曰：子非在上者，安知在上者的眼光里的群眾什么樣？我則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在上者眼光里的群眾是什么樣？ 我不可能親聆哪位領導人談話交底，更沒有看到哪一級黨政機關或維穩(wěn)辦公室的內部文件，然而黨組織多年來教導我們要善于體會政策的精神，不可能對舉國“維穩(wěn)”的苦心孤詣掉以輕心。那末，試問，什么叫“維穩(wěn)”，為什么要“維穩(wěn)”？自然是深感不穩(wěn)。不穩(wěn)何來？若是來自境外、海外，有國防軍為國干城，何須在國內各地設各級維穩(wěn)機構，花大量維穩(wěn)經費——據說超過了國防開支？ 小學生都知道，穩(wěn)是穩(wěn)定的意思。三令五申要加強社會管理，維護社會穩(wěn)定，社會上的不穩(wěn)，危及政權的穩(wěn)定。首先要打擊顛覆國家政權的犯罪嫌嫌疑人或所謂“妄圖顛覆國家政權”的人，但按照我們多年形成的觀念，那充其量不過是“一小撮”罷了，對付“一小撮”也值得興師動眾，勞民傷財？據說他們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也就是蠱惑人心，搞亂社會�？梢娚鐣欠穹�(wěn)定，關鍵在于人心，怕的是人心不穩(wěn)，人心不穩(wěn)則社會不穩(wěn)，社會不穩(wěn)則政權不穩(wěn)。 維穩(wěn)維了好些年，花錢花了好多億，看看人心到底穩(wěn)不穩(wěn)呢？要想得到可靠的數據，作為決策的依據，是不能潦草從事，老遠地看一眼就作結論的。我找不到這樣的民意測驗結果，可能在我們這里也沒認真地科學地做過這樣的調查。但我“土法上馬”，竟也發(fā)現我們的人心——或者叫民心——是有了不小的問題。我們的公共話語空間，是由主流媒體以“守土有責”的紀律實施“輿論導向”的，不能說已經切實做到了“輿論一律”，卻也過濾了眾多所謂“雜音”，基本上突出了由“黨的喉舌”即黨管媒體（傳媒也算新名詞，這里其實就是指黨的機關報和國家電臺電視臺等）發(fā)出的聲音。還有像大中學校，以“標準答案”育人，也不能不說基本有效，超出標準答案的人文思考，或得零分，或稱“偏激”，都屬異端，命定淘汰。然而，經過文革后真理標準討論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并且倡導有限度的思想解放，已見民智大開，不能設想再像文革中那樣以“兩報一刊”治天下，更不可能像秦始皇時期那樣“偶語棄市”了（不排除有時還會師出無名地濫施抓捕，如對上網的網民跨省追緝等）。于是街頭巷尾有了街談巷議，這是真正的“輿夫之論”亦即原始語義上的輿論，是不受操控，不被收買，也無從一筆抹煞予以根除的。再加上近年網絡的發(fā)展，在那片虛擬的空間，的確出現了“雜音”紛紜的局面，人們對此，說好說壞，因人而異。如果說，在主流媒體和像大中學校政治課、歷史課講堂上，傳播的是執(zhí)政黨——當權派的聲音，是官方的聲音，反映的是黨心和官心（北京一位中學歷史老師袁騰飛曾經是個例外），從對這些聲音的反應，也可以看出各階層、各界別的民心；那末，從街談巷議和網上傳播的“自由談”，則尤其可見民心所向。這就說到我要淺析的一種社會心理了。民間的俯耳傾聽，網上的目光所聚，凡是涉及黨政各級官員在公私生活中的負面現象，不管是失職瀆職，濫用公權，官商勾結，貪污受賄，道德敗壞，生活糜爛，也不管是百分之百的真相，或者虛實參半，甚至有的是“政敵”造謠中傷，但于聽者，多半是采“寧可信其有，不愿信其無”的態(tài)度，在無法核實也無處追問的情況下，也多是自發(fā)地持“有罪推定”的原則，總之，是聽而即信，區(qū)別只在有人接力傳播，有人聽過算了。常識告訴我們，在人們接受的非正式信息中，免不了會有不實信息，即所謂傳言甚或是謠言。所以致此，往往由于正式信息的缺失（更不要說正式信息的虛假），于是“大道不通小道通”，古時就有“三人成虎”的典故，現代更有“蒼蠅變成大象”的童話。問題是，那么多關于黨與政府和公務員的正面報道、典型宣傳，“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之好人好事，怎么不能激起公眾的強烈反響，口口相傳；那么多的正面教育，小道理服從大道理的宣講，怎么不能取得公眾的回報認同，心心相印？而偏偏一有丑聞，立即信而不疑，繼之家喻戶曉，應了一句老話，叫“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文革剛剛結束的時候，就有這種情況。那時一片驚呼，說是“三信危機”，即信仰、信任、信念危機，一句話，就是，對共產黨不那么信任了，對共產黨的號令、主張，不像文革前那么堅信不疑，言聽計從，一呼眾諾、百諾、千諾、萬諾了。而當時救之之道，還是既定之規(guī)，一是歸咎于“林彪、四人幫”敗壞了黨的聲譽，一切都是他們以黨的名義搞壞了的，要狠批“林彪、四人幫”，肅清其流毒，誰不像從前老百姓那樣信賴黨，就是受他們的流毒之害了，必須檢討改正；二是歸咎于有人（別有用心的人，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國內外敵對勢力……）離間黨和群眾的關系，散布不滿情緒，鼓吹離心離德，于是連年青詩人北島寫于文革的詩中一句“我——不——相——信”，也成了萬惡之源；三是承認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存在一些問題，但重彈要區(qū)別“本質與現象”，“主流與支流”和“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黨和政府）成績是主要的，缺點和錯誤是次要的”等老調，用宣講者自己也未必相信的話去瞞哄群眾，結果適得其反。某些固執(zhí)己見，不肯稍作反思的在上者，乃更進一步指責群眾，卻不敢正視黨組織和黨員干部早自文革以前，經過十年文革，經歷了從脫離群眾到壓制或利用群眾（或利用一部分群眾去壓制另一部分群眾，也叫作挑動群眾斗群眾），而甚至竟墮落到與群眾對立（不說“騎在群眾頭上”或與群眾為敵吧）的歷史和現實，不肯承認喪失公信力責在自身，一味埋怨群眾本來“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對黨是感恩不盡的，現在居然不再同心同德，豈非忘恩負義。一來二去，越是這樣與群眾對立，越是激起群眾的逆反心理，有些本來持中間態(tài)度的群眾也“偏激”起來了。不但年輕人如此，中老年亦然，不但知識分子如此，工農亦然。于是又驚呼民心大變，殊不知這是日積月累，漸失民心，只聽頌聲的耳朵，聽不慣怨聲載道，但終于是不愛聽也得聽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許多惡政和壞人壞事，種因于若干年前，并不都是本屆當政者的施為造成的，但是政權一脈相承，因果相循，不能割斷歷史，撇清責任，何況群眾習慣了的憶苦、訴苦方式，也屬于傳統(tǒng)的遺留呢？上訪人員過去常常得到這樣的回答和勸慰，說你們的情況，基層的問題，領導上都知道。想用這樣的話把訪民搪塞一下打發(fā)走。我相信，上訪者遇到的訴告無門，推托欺騙，以至官官相護等苦情，及其背后的政令不行，公權濫用，執(zhí)法犯法等結構性弊端，上述領導確實也都知道，而且比我們這樣的普通人知道得多，知道得深。然而在現有體制和機制下，積重難返，迄無良策，所以才要維穩(wěn)，包括要各地各級政府嚴格控制群眾上訪，尤其是集體上訪和所謂越級上訪等。雖然現在不叫防止“群眾鬧事”而叫防止“群體性事件”了，而在各地政府看來，幾乎所有的上訪群眾，都屬于“聚眾滋事”——這也常常是他們隨意對上訪者強行拘留慣用的罪名，好像這些離家背井的訪民都是吃飽了撐的，不拿上訪當誤工，偏要跟截訪人員玩捉迷藏，玩貓捉老鼠，而自己扮演老鼠！僅就如何對待上訪群眾，就可以看出在上者的思維和運作，怎樣一步步失去民心，引起民怨的軌跡了�；剡^頭去再說剛才的話題，那種聽說“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干好事都不信，干壞事就相信的社會心理是怎樣形成的，難道還不清楚嗎？再傻再蠢再麻木不仁的草民，一次受騙可以，兩次受騙可以，事不過三，三番五次同樣手法的騙局，同樣腔調的謊話，還不能使他們變得聰明一點嗎？提倡干部、黨員做“人民的兒子”，也是要看實際表現而不是靠宣傳標榜的。那些頤指氣使，作威作福，在老農民跪拜前都無動于衷的死官僚，有誰把自己當作人民的兒子了？就算那嘴甜的宣傳家是人民的兒子吧，人民能把瞎喊“狼來了”的撒謊的孩子，看成是說“他沒穿衣服”的誠實的孩子嗎？這樣的要求，不是也太低估了中國人民的智商嗎！？上述對黨不信任的社會心理的形成，已不止三年五載，而是長期欠賬的結果。這里還不是說什么具體的債欠，而是指誠信的喪失，目前使黨的事業(yè)的繼承者們，亦即在上者所深感不快的，其實是不得不接受的歷史懲罰：其一，過去善作夸大的以至虛假的自我宣傳，一切全好，百分之百，從無錯失，對未來則作空頭許諾，也是一切全好，百分之百，然而事實打碎空言，導致逆反心理，百分之百的肯定，物極必反，變成百分之百的懷疑乃至否定了。二是，過去掩蓋真相，把真相斥為謠言，但事實是頑強的，一只手難掩天下人的耳目，難掩歷史和現實的真相。人們幾經反覆以后，難免習于反其道而視之，縱令遇到真正的謠言，也甚或信其為實事了。舉例來說，1957年整風鳴放時，人們響應號召，對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干部提意見，幫助整風；后來一翻臉，說共產黨“成績是主要的”，你為什么不說成績而說缺點，說錯誤，豈不是給黨抹黑，攻擊誹謗？又說豐功偉績是浩浩“主流”，缺點錯誤是小小“支流”，前者決定黨的偉大光榮正確的“本質”，后者是一時一地個別人不代表本質的“現象”！這些“哲學”歪理可以愚民于一時，怎么能長遠為千百萬身歷親經當代一切事變的人所信服呢？1959年又大唱“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論，說導致餓死千百萬人的“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成績占九個指頭，只有一個指頭那么大點的缺點錯誤。于是，只要說一句“放衛(wèi)星”是虛夸，說一句糧食不夠吃，就是右傾機會主義，是算賬派觀潮派總之是右派，若是說某地餓死人了，那就是現行反革命！再舉一例，1976年“四五”清明，天安門廣場上群眾自發(fā)集聚悼念周恩來，同時以詩詞影射抨擊江青、張春橋，因毛澤東聽匯報后認定是針對他的，遂大舉清場鎮(zhèn)壓。嗣后從首都到各地，針對群眾傳抄天安門詩詞，并有一些關于高層領導核心中涉及江青和批鄧等等的傳說，又自上而下開展了一個“查謠”的戰(zhàn)役，實行瓜蔓抄式的追究，人人過關，人人自危，稱得起再一次“紅色恐怖”。然而幾個月后，華國鋒、葉劍英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逮捕了江青為首的“四人幫”，事實證明，當時所查的“謠言”，盡管細節(jié)不盡準確，卻都不無根據，其來有自。這都是幾代人走過來的歷史。文革后的三中全會上，重提“實事求是”的口號（當然不止是提口號，而且輔之以平反冤假錯案等實際行動），受到公眾的歡迎。人們深知，“實事求是”的“實事”，指的就是“事實”，有了事實，有了真相，才有你所求的“是”；離開事實，離開真相，就沒有人們要求的“是”，人們更不會點頭稱是。這樣的心態(tài)是理性的。在尚未依法享有公民應享的充分知情權的人們，他們對資訊不足的不滿是可以理解的。在資訊不足的情況下，他們聽取非正式的信息，并做出自己的帶有某種主觀色彩的判斷，是正常的。他們對某些缺乏誠信的人，對某些缺乏公信力的公眾人物或機構單位的言行，持保留的態(tài)度，存疑的態(tài)度，甚至作某種臆測、猜度和分析，也屬于凡有思維能力的人皆可能有之的常情。這與理性的心態(tài)并無矛盾，而正是一種要求“拿出事實來”的理性，什么花言巧語、屏蔽遮掩，在公眾的這種理性前，都是欲蓋彌彰，心勞日絀，休息去吧！用簡單的辦法，是不能改變人們經由多年實踐特別是飽經憂患換來的教訓（所謂反面經驗）的。如果不是靠自身的改革和完善，而是責備群眾，用圍追堵截的方式施壓威懾，那結果是會造成反彈的。“強扭的瓜兒不甜”，怎么能想要人愛你人家就愛，想要人信人家就信你呢？要改變一種社會心理所需的時間，不會少于這種社會心理形成的時間。更不是你想改變就能改變得了的，關鍵在于事實真相和實際行動。時間將最后解決問題，大家都要有一點耐心才好。2011年7月21日 祝賀楊絳先生百歲大壽 楊絳先生：您好！ 向您拜壽！按中國民間算法，您今年已是101歲大壽，一到7月17日，您就邁進第101個年頭的門檻了。 讀到您在文匯報上的答問，超強的記憶力，清明的理性，暮年而葆有朝氣，給人溫暖和欣慰。周毅的提問也好，她是認真讀過您的書的。 多年來，我從您做人和為文中，讀到您生命力的堅韌，并為您感到驕傲，您不忌諱這兩個字吧，您是百煉鋼化為繞指柔，柔能克剛的那一類型。但同時，我也感到微微的悵惘：像您這樣的人不會再有了。您這個“人”，是百年滄桑和您自己家世身世閱歷通過您的個性研磨造就的。在您身上，我才懂得了“學養(yǎng)”兩個字。一般的“博學”“審問”，有自覺的努力可以做到，“慎思”“明辨”就不那么容易。這里有您天生的悟性，書香的薰陶，尤其是親經幾乎空前甚至絕后的得天獨厚的時代劇變（誰還能重歷一遍辛亥、五四、抗日、內戰(zhàn)和1949年后的光影斑駁），您以好奇、探詢、思考為生活，包容東西方文明形成的教養(yǎng)玉成了您的一生。說您“世事洞明”，自然當之無愧，而您更達到了超越世俗的人生（不僅是人生邊上的）智慧。這是難得的通達和透徹（不是機巧和小聰明）。現在媒體經常炒作所謂“達人”，他們那里有什么達人，真正意義上的達人在您這里！我不敢說對您有多么深入貼切的理解，更不敢說從您這里學到了一些什么，但我終于可以說，不期而然地成了您“同病相憐”的——“聾”友！聽覺障礙兩三年來急劇嚴重，不戴助聽器就無法與人交流。不過，我已經以阿Q精神對付之了。另紙抄前年打油詩一首，供一笑！我和謝文秀向您再拜，祝：仁者壽，智者壽，并勇者壽！——您雖低調處世，但在在表現了仁者智者之勇，您是百年人生中的勝利者，不是嗎！？錢先生和錢瑗都會贊同我這一說法的，我有這個自信。 邵燕祥上七月十二日 二O一一年〔附〕失聰打油春風過耳馬如聾，把酒論人雷自轟。只為偏聽常俯耳，并非慎獨且孤行。失聰便怪人能靜，聆教翻疑語不通。莫笑身無天子相，老夫忽地變真龍。 二0 0九年十二月廿三日對官員的“精神衛(wèi)生”檢測 6月間國務院法制辦公布《精神衛(wèi)生法（草案）》征求公眾意見。人們最關心的是，法律能不能保障正常人“不被精神病”。這方面的輿論沸沸揚揚，足夠立法部門好好消化一陣了。而我在這里拾遺補闕，是要建議對所有官員（分步驟地展開，可從主要和重要官員開始）在任命前進行“精神衛(wèi)生”檢測。現在鄉(xiāng)鎮(zhèn)以上各級主要官員，在第一線面對復雜的社會矛盾和沉重的工作壓力，任務、責任，政績指標、維穩(wěn)要求，以至來自四面八方的各種誘惑，無不形成負擔，引起焦慮。而心理素質各各不同，應對和承受能力各各不同，日積月累，足以致病，首先是精神疾患。“精神衛(wèi)生”檢測，就是關心他們的精神健康，防止精神疾患的惡性發(fā)作。手邊就有一個例子：恰在上述《精神衛(wèi)生法（草案）》公布的一個月后，7月10日晚，河北邯鄲一個區(qū)長（區(qū)委副書記），被發(fā)現在辦公室頸部割裂死亡。上級機關聯合調查確認，“排除他殺可能，系重度精神疾患自殺死亡”。而死者生前，他周圍的人對他重度的精神疾患顯然重視不夠。據新華社報道，“死者家屬反映：‘最近兩個月他一直比較忙，回家睡覺也睡不好。以前就有這個癥狀，他本人也懷疑有抑郁（癥）傾向�！兄行尼t(yī)院醫(yī)生也說：張海忠今年6月25日和7月3日兩次前來就診，醫(yī)生給他開了鎮(zhèn)靜類藥物�！彼勒呱皬淖杂X癥狀的失眠，懷疑自己有抑郁癥，而家人、同事乃至領導之所以熟視無睹，是對抑郁型精神疾患習以為常，不以為病。正像一般體檢并不包括精神衛(wèi)生檢測一樣。我以為，在體檢中加入有關項目，特別是對各級負責官員，任命之前，公示提職之前，進行精神衛(wèi)生檢測，是應該提到議程上來了。這不僅關系到公務員的個人健康，更關系到公務員隊伍的素質，整個行政系統(tǒng)正常運轉的效率，乃至一鄉(xiāng)一縣一省一市一國的安全。我們剛才只是舉出抑郁癥一例，而精神疾患卻還包含了像偏執(zhí)型和其他強迫性的表現。據說希特勒就是個可稱偏執(zhí)狂的精神病人，設想他在1930年代當選德國政府總理后，履任之前，若經過檢測，認為他已喪失或部分喪失行為責任能力，因此不具備上臺的資格，就可防止一次長達12年的“瘋人治國”，那一段歷史不就可能是另一個樣子嗎？斯大林也有類似問題，如果說他的問題只是所謂“晚年錯誤”的話，那末他大概也正是老年偏執(zhí)狂加上老年多疑癥患者。當然歷史不容假設，然而，我們以史為鑒，豈不是可以多少避免重蹈覆轍嗎？記得近二十年前，由穆欣的一個話題說起，他是被人告密，揭發(fā)他說江青腦子有病，而排除出中央文革小組的�？磥恚嗖辉溉苏f她有病，正合著“諱疾忌醫(yī)”這句成語。我們冷眼旁觀，她至少有我們常說的“歇斯迭里”那種毛病。不知道如經檢測，是否會認為她的行為能力受到影響，則特別法庭會依法給她減刑呢�！@也是對歷史的假設，笑談了。不過，說到這里，我想，即使國務院法制辦沒有提前截止征求意見，即使我正式提出對各級官員首先是主要和重要官員實行“精神衛(wèi)生”檢測的建議，恐怕被采納的可能等于零。這是基于我對當代國情特別是“官情”的認識。不客氣地說，這個建議雖好，在目前怕是極難付諸實行。它比讓官員公布財產更“超前”。如果這方面輿論一起，那末，大聲疾呼反對和防止“被精神病”的人群構成就會改變，不是在“被精神病”陰影籠罩下的正常的普通人，而是強調自己屬于正常人的各級官員了。倒是那些曾經使不少正常人“被精神病”的精神病院，又會紛紛遵旨不經檢查就給各級官員開“心理健康，無精神疾患”的證明。所以，“精神衛(wèi)生”檢測之議雖好，一入大家熟悉的“醬缸”，也就變成一紙空文，勞而無功了。暫且把此議收起來，存以備考。 2011年7月26日公務員的“門檻” 公務員考試越來越熱門，豈僅十里挑一，百里挑一，甚至成千的人里挑一。但仍見莘莘學子，有各地各類高校本科畢業(yè)生和碩士、博士資格的適齡人趨之若騖，就像媒體說的“全國人民奔協和（醫(yī)院）”一樣。我每每想對這些意氣風發(fā)的精英們遠遠大喊一聲：“嗨，慢點跑，慢點跑，想想你要進這個‘門檻’，準備好了嗎�。俊蔽艺f的這個門檻，不是俗語說門檻越來越高或門檻越來越精的那個門檻，而是19世紀俄國作家屠格涅夫寫的那個《門檻》。那是一篇散文詩，我們這里早年有巴金的譯本（后來黃偉經等還曾重譯過），篇幅不長，但對那個想跨進革命“門檻”的姑娘的一連串提問，卻是驚心動魄：“你想跨進這門檻，你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嗎？”“知道寒冷、饑餓、憎恨、嘲笑、蔑視、侮辱、監(jiān)獄、疾病，甚至死亡嗎？”“知道你會和人世隔絕，完全孤零零一個人嗎？”“知道不僅要躲開敵人，而且要拋棄親人，離開朋友嗎？”“你情愿去犧牲嗎？”甚至你會遭到不是敵人而是來自你的同志的打擊……后來，那曾經橫在舊俄革命者面前的“門檻”，到20世紀，又引來了中國幾代年輕的知識分子，他們同樣以“我知道”和“我準備著”回答了這些問題，才跨進了革命的“門檻”。他們跨進門檻以后，在地下秘密斗爭中，在戰(zhàn)場和非戰(zhàn)場，對敵斗爭和內部斗爭中，他們所遭逢應了預言，他們以忍受實現了他們的承諾，他們“求仁得仁”了。此間的公務員考試，不是在革命戰(zhàn)爭、秘密斗爭的時期，而是在革命黨奪取了全國政權六十年后，盡管還沒有最后完成從革命黨向執(zhí)政黨的轉換，畢竟已是在執(zhí)政條件下，情況與《門檻》一紙風行的年代完全不同了。這里的“門檻”，不再是為革命者設置的類似苦行的考驗了；跨過這一道門檻，就是作為執(zhí)政當局龐大公務員隊伍的一員了。一般說來，等待著公務員的不會再是一連串寒冷、饑餓、監(jiān)獄、疾病，甚至死亡了。當然，有時需要到搶險救災的第一線，跟群眾一起吃些苦，受些累，卻也只是一時的特殊情況，并非仕途常態(tài)；而且有現成的政治術語可資應對，如“為人民服務”、“與群眾同呼吸，共患難”之類，跟從小入隊、入團后來入黨誓詞一樣可以隨時上口的。我不知道這些年歷屆公務員考試，除了關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學說和科學發(fā)展觀這些屬于指導思想方面的常識，以及某些現行政策的內容以外，在筆試尤其是面試中，是否還要針對應考者的思想道德品質修養(yǎng)提一些什么樣的問題，是否有助于應考者對從政生涯寄予期待同時，也對可能遇到的實際如“官場險惡”有所準備。因此，我設想，在公務員的門檻前，除了應該問他們對基本國策、政策法令以至《公務員法》等是否能爛熟于心，還應該問問他們對當下官場現狀了解多少，比如：“你知道在有些地方或基層，好官難當，你堅持操守便屬另類，成為某些勢力的眼中釘，會遭受嘲笑、挖苦、孤立、排擠、打擊，不但對你，甚至你的家人，妻子的工作、處境會受影響，小孩的安全會受威脅，被所謂不知名的人砍磚頭，……這時候，你還能堅持不跟腐敗分子同流合污嗎？”我甚至想，應該設問：“你是否知道，你在只要你服從和執(zhí)行領導指示，不需要你有獨立思考，更不得有不同意見的‘職場’，有明規(guī)則還有潛規(guī)則，有時候你得充當上峰錯誤決策和犯罪行為的替罪羊，特別是你如果沒有強大或比較強大的‘背景’，還會成為不同利益集團之間互抓把柄的犧牲品，因為你介入太深，了解內幕太多，你甚至要準備被‘殺人滅口’，那就未必是幾年十幾年最終會被‘撈’出來的一員，而是將一去不復返了。對這樣的不無可能的前途，你能像舊俄那個想革命的姑娘那樣，在回答‘你情愿去犧牲嗎’的時候，干脆地回答‘是的’嗎？”怎么，你害怕了？你只看到了仕途的光明面，甚至只看到了權力的誘惑，尋租的機遇，公款的揮霍，急遽的升遷……你愿意為獲得這些而赴湯蹈火，火中取栗，但你沒看到爬得高，跌得重，在互相傾軋的絞肉機中，真是危機四伏，一步錯棋，全盤皆輸，隨時會給你一個“神馬都是浮云”。何況還有你忘到腦后的草民，他們的眼睛是雪亮的，在你看不見的地方盯著你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人在干，天在看”啊！當然，你也可能運氣好，在公務員的“門檻”前，并沒遇到這讓你尷尬的問題，但是，聰明人，你就不會自己向自己提幾個問題試試嗎？——報考公務員的人，沒一個不是聰明人，只怕私心太重，聰明竅被堵塞了。 2011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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